摘 要:“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新时代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突破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体现。在两者的深度互动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凝炼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命共同体”等生态文明理念，全景式展现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蕴含的宇宙观、发展观、天下观和道德观，这对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生态治理的话语建构，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 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治理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简称“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这一魂脉为指导，从中华5000多年历史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在两者的同频共振、深度互动中得到落实与升华，创造性凝炼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命共同体”等生态文明理念，全景式展现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蕴含的宇宙观、发展观、天下观和道德观，这对深刻理解新时代生态治理的话语建构，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孕育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宇宙观
宇宙观是人们看待宇宙的总的观点和看法，内容主要包括如何正确看待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的宇宙观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辩证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蕴的“天人合一”理念相结合的基础上孕育而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人类的历史从一开始就体现为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内在统一，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促进人类历史或文明历史不断过渡到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第一，自然界具有客观实在性。马克思指出：“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1]换句话说，植物、动物等的客观物质是自然界提供给人类的生活资料，是作为自然产品形式出现的人的实践关系对象化，在此意义上，人以“自然人”的生态要素存在于自然界中，毋容置疑地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第二，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界是“人化”了的现实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考察人类历史，第一个需要确认的是，这些个体的血肉组织及他们与其他自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的联系，而且，任何一部历史记载的都应当是这些自然界的根基和因人类行为发生的更迭[2]。以人类历史观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场域，充分论证了自文明时代起，自然界已不再是原始状态的、并未开化的单纯生物学意义上的纯粹“自然”，而是文明基础上的“人化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的基本特征。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辩证观主张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人依赖于自然界，通过对植物、动物、光等自然物质的加工改造，维持自身的生命体征；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界不断进行改造，“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3]。这种支配是在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前提下的支配，而不是“征服者统治异族人”式的粗暴戮杀，否则自然界就会对人类施以“报复”。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被视为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人与自然两者关系的核心理念，影响广泛而深远。《周易·文言传》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体现了世间万物是一个整体，密不可分。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天时、地利、人和”，意在告诉人们要尊重自然，按自然运行的规律办事，不能一味索取。老子从人类存亡和自然永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的辩证之道，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内在围绕自然运行法则循环往复演进的有机生命体，阐明天、地、人之间共存共生的朴素观念。董仲舒将天地人融合一具，形象地比喻道：“天地人，万物之本也。……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佛教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将天地人视为同根同宗，向世人传授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之法度。此外，周敦颐的“太极人级”论、张载的“民胞物与”论、程颢和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孙奇逢的“天人一体”论等，无不将天地人作为自然运存的生动法则，普遍认为只有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才能真正达到应然状态下“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辩证观同“天人合一”的核心理念相结合，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新时代我国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遵循。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面对我国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把“建设美丽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通过一系列务实有效的政策、坚强有力的制度和实实在在的举措，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经过新时代十年的不懈奋斗，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展示出“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的壮美画卷，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
涵养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观
发展观是人们在一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关于社会发展的主要看法和观点，其中主要包括推进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推进发展等基本问题。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这一问题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发展观为根本指导，厚植中华民族“天材利多”的发展理念，在两者的有机融合中创造性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规律，有效破除了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是矛盾对立的错误认识，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发展与保护并重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生态发展观将劳动作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枢纽，强调人的身体主要分为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而自然界就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的物质交换过程通过一定的劳动加以实现，但劳动并非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因为自然界和劳动具备同等的“使用价值”，“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4]，从而促进人的自我发展和自然的物质属性转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观照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没有脱离了自然界存在的“人”，也没有单纯脱离人类劳动的自然界。依据当时的情况，资本主义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推动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向前发展，人与自然理应实现共同进步，但事实上却出现了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界被人类肆意索取破坏，呈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随着以利润追逐和资本增殖为目的的资本无序生产和盲目扩张，资本日益成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5]，随意支配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因为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先进的共产主义社会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6]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的共产主义，真正解决人与自然存在的矛盾。
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天材利多”的发展理念备受古人推崇，尤其是我国曾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早在西周时期，古人就懂得自然资源即价值的道理，谈到“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礼记·曲礼》），提出“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礼记·祭法》），高度认可山川草木对人类的价值。《淮南子·本经训》则发出了破坏自然的警醒——“焚林而猎，烧燎大木，……山无峻干，林无柘梓，……一足以亡天下矣”。由此可见，古人不仅重视自然资源本身具备的价值，还以毁坏生态环境的实践后果启示后人，应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合理开发自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价值旨归，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发展观同中国传统生态理念相结合，创造性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系统解决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看似矛盾的“两难”问题。一方面，“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要看到绿水青山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7]为了发展经济而对生态环境采取竭泽而渔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放弃发展经济的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要坚持发展与保护的有机统一，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不能将两者孤立起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愈发明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走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欧美式老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培塑新业态、新动能、新优势，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尽可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幅减少环境污染排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和有效支撑。
成就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天下观
天下观主要指的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观点。中国共产党将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整体观和“和合文化”的思维观念。
马克思主义生态整体观认为，世界处于一个循环往复的系统中，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一方面，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不仅依赖于自然界生活，而且通过自己的意志将自然界改造为符合自身发展的状态，一旦自然界遭到破坏，人自身的生命运动就有可能出现裂变，甚至会丧失生存的物质根基。另一方面，自然界各要素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整体。恩格斯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8]自然界是“过程的集合体”，各要素之间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在彼此相互制约的过程中达到的一种平衡状态，这种平衡是相对的，一切以地点、时间、条件为转移。换句话说，自然界的一切处于运动变化中，彼此相互制衡，没有不运动、孤立的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亦是如此。
“和合文化”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一种内在的精神特质，也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在这个思维体系中，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世界融为一体。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将整个世界作为和合共生的“一家”，家国同构，家国同在，家国一脉。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例，《中庸》有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达到中和，天地才能各归其位，万物才能孕育生长。这里将“中和”居于天地万物之前，既是系统的始端，又是系统的末端，阐明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脉络。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的思想，认为世间万物具有阴阳两极，两者互相制约，基础在和。荀子进一步揭示了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的关系，强化了“和”之于万事万物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意指万事万物都因各自和气得以生存，在滋养中成就自身。这种“和气”实质上指的就是客观规律，人与自然只有互相依存、互相成就，在动态平衡中才能实现和气。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因为有数千年“和合文化”的浸润，中华民族才能在正确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积蓄动力和优势，不仅顺应了天时地利，也发展壮大了人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与自然看作整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整体观同“和合文化”的思想理念相结合，创造性提出“生命共同体”的精神标识，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治理指明了方向。第一，自然界中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要素是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9]为了维持好这个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按照生态系统整体性思维，加快对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重点生态区的系统保护和修复，科学规划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等综合治理，多措并举开展绿化养护工作，积极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让各生态要素“休养生息”，真正做到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和合统一。第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彼此影响。当人类对大自然保持友好的态度时，大自然会以无形的财富馈赠人类；当人类对大自然采取粗暴的方式时，大自然会以意想不到的形式报复人类。我们党本着对子孙万代负责的态度，将美丽中国建设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第三，整个地球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0]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世界各国在生态系统中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历史上，古埃及、古巴比伦因土地荒漠化而衰落，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的居民因过分开垦土地而曾落得无家可归的下场。现实中，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资源短缺、水资源污染严重、大气污染严重、固体废弃物成灾等环境问题日益凸现。世界各国迫切需要扛起共同保卫家园的责任，一起应对生态环境挑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始终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主张消除现实社会存在的文化壁垒，致力于推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通过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高效落实“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计划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着力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增强生态治理底色等举措，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作出了中国贡献。
厚植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道德观
道德观是历史上变化和发展的道德关系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的道德观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实践观为底本，在充分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俭以养德”的精神内核中生成并不断发展。
注重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实践观的一大突出标志。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1]马克思主义生态实践观主要指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劳动这种实践活动是正确理解和利用自然界的密钥，离开了实践这一根本原则的人与自然的活动是抽象空洞的。第二，人在自然界中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最显著的特征是人可以通过劳动获得自己意识之中的应然之物。正因为此，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总结出自然运行规律，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良好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实践观超越旧哲学家生态观的标志所在。第三，在消灭造成严重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相统一的复归。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贪婪地攫取剩余价值的行径严重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环境，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生态顽疾，而实践的关键就在于，将全体无产者联合起来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与自然界的有机统一促使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复归，无产阶级以生态解放促推人的解放，使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可能。
中华民族历来讲究“俭以养德”的道德品质。《论语》中谈到，“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意思是孔子只用钓竿钓鱼而不用大的渔网捕鱼，不射杀正在巢中休息的鸟类。在物质匮乏时代，古人节制欲望，取之有度，反映了对动物生命的爱惜和对大自然的敬重。同时，他还提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认为天时在万事万物中居于首位，是万事万物的起源。曾子认为山林植被动物等生长繁衍都有各自的发展规律，理应“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义》），不能破坏“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礼记·曲礼》）的内在规定。老子则告诫人们，“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第四十四章》），学会适可而止、知足常乐，这样才能长久生存。墨子作为墨家学说的创始人，主张“兼爱”“非攻”“节欲”“节用”等，告诉人们勤俭节约对于个人发展、社会进步、自然和谐的益处。佛教认为，想要成佛入道，必须力戒“烦恼”，消除“贪嗔痴”，修行般若智慧，方能“识见本性”，立地成佛。总之，中国古代各家都强调“物极必反”的规律，主张养成“取之有节、用之有度”的德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实践观同“俭以养德”的道德品质相结合，形成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节约优先”的道德观。第一，在顶层设计上，将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相继出台《关于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法规；持续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做到全方位、全链条、全覆盖，充分发挥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长远性、基础性作用。第二，在生产方式上，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一方面，狠抓科学技术攻关，通过使用高新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并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生产、物流等成本；另一方面，加快建设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以绿色低碳技术推进科技创新，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在生活方式上，倡导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推动生活结构绿色转型升级。第四，在管理方式上，引导党政机关树立“过紧日子”意识，把资金更多用于改善民生福祉和加强生态治理等方面，为文明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本文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洪钰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