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中国需要重点解决投资增长新动力不足、消费持续增长乏力、国际市场约束硬化、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赤字及新动能培育新困难、外部打压制裁等关键问题。经济增长速度不高、人口数量下降和老龄化导致的人力资源供给不足、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和技术创新能力及动力不足等问题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破解的重要课题。中国具有应对后疫情时代各种新挑战和新问题的雄厚经济基础、制度保障和历史自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谋划宏观经济政策。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 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 新世界经济学 宏观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如何应对新挑战并找到妥善解决新问题的合理政策方案，是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和难题，可以从中国式现代化（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CSM）及新世界经济学（New World Economics，NWE）视角进行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路径和模式的统称，具有人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及世界本色，也有显著的中国特色；新世界经济学则是指研究新时代背景下世界（人类社会活动的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范围内经济资源配置新特征、新现象、新问题和新规律的科学，是传统世界经济学及传统经济学的拓展和创新。2020—2022年是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影响最为显著、中国抗击疫情取得积极成效但付出的社会经济代价也最高的3年。自2022年12月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政策后，随着疫情冲击的逐渐回落，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后疫情时代。如何促进经济复苏并恢复到稳定的常态化高质量增长区间，是中国决策层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紧迫问题。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开始由正转负。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人口出现负增长，这也是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为了顺利实现“十四五”规划发展目标，顺利实现我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需要从长计议，进行战略谋划。从中国式现代化和新世界经济学角度探究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及宏观政策选择同时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市场开放、消费增长、投资活跃、商品与要素流动受疫情约束减弱的机遇，但仍然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和新问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五方面：
其一，摆脱经济低速增长和不确定性带来的“低增长风险”挑战。防止经济低速增长状态长期化，保持和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在合理区间，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防止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导致经济衰退。根据2023年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初步核算数据，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21.0207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按年平均汇率折算，我国GDP总量约为18.0万亿美元，经济增长速度为3%。很显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下降。2020—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2.3%、8.1%和3%，经济增长速度波动幅度过大，无论是过高增长速度或者过低增长速度，都会导致经济增长系统性与非系统性的不确定性波动风险。经济增长必须保持和稳定在合理区间，才能够稳定社会就业、稳定财政收支、稳定金融市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维持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运行。
其二，阻止人口持续负增长与人力资源供给衰减带来的“人口负增长”挑战。截至2022年年末，我国全国人口为14.1175亿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比2021年增加27万人。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育龄妇女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双减少现象。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与2021年相比，2022年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减少400多万人，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666万人，比重下降0.4个百分点。需防止人口负增长及人力资本大规模衰退导致的人力资本供给不足风险。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力是创造价值和财富的源泉，大规模人口过快下降，必然损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和长期趋势。人口负增长具有历史惯性，短期之内难以扭转演化态势，如果不采取促进人口增长的战略性举措，人力资源供给衰减将损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人口负增长和人力资源供给衰减的挑战在三个方面影响最为显著：一是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削弱经济增长及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社会运行成本提高且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削弱社会活力和社会创新动力，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弱化经济增长及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和创新力；三是削弱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综合比较竞争优势，不利于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科技大国向制造强国、贸易强国和科技强国转型。
其三，防止大国博弈升级及失序带来的世界经济“去中国化”挑战。当前，大国竞争博弈、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贸易摩擦冲突升级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发起对华贸易战，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仍然延续了对华贸易遏制和打压政策，中美贸易摩擦和冲突已经表现出常态化和长期化态势，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华科技战特别是半导体及数字技术领域的技术、产业冲突升级风险，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外部风险。中国经济发展及国力的快速崛起，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不仅造成了竞争压力和焦虑，还直接诱发了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自信，由此形成美西方的全精英、全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反华民粹主义氛围，对华遏制和打压成为美国及西方主要大国的政治正确和政治共识。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主导的两届政府和参众两院，虽然身份政治、民粹政治和党争政治导致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但在反华、遏华方面却能够取得共识，反华已经成为美西方社会弥合党争分歧和凝结社会共识的凭借和纽带。大国博弈升级及失序带来的战略性挑战主要表现为三：一是以“断链脱钩”为政策指向的超级保护主义（super protectionism）和逆全球化损害了全球产业链的完整性、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价值链的增值性、创新链的衔接性，损害中国产业与市场利益；二是美西方推行的世界经济“去中国化”，试图通过贸易战、科技战、构建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联盟、跨国制度体系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把中国挤压出主流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三是挑起地区摩擦冲突，阻挠中国完全统一，损害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
其四，防范国际冲突与战争全球蔓延和网络化外溢导致的“国际冲突激化”挑战。2022年乌克兰危机激化以来，美西方国家深度卷入，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受到影响和波及。目前，乌克兰危机正在向长期化、持久战、消耗战的方向发展和演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受到牵连并卷入其中，冲突和战争的全球化蔓延和网络化外溢日益显著。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置身事外，必然受到影响和冲击，中国的中立立场和政策选择受到美西方国家的抹黑和污蔑，一些国际反华势力突破底线和红线，试图让中国卷入其中并借此遏制中国发展。国际冲突激化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挑战突出表现为四：一是被动卷入地区乃至国际冲突导致的外交、政治、经济及军事风险，给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造成冲击；二是冲突各方试图通过让中国选边站队增加自身博弈筹码，甚至通过“挖坑”“埋雷”方式引导乃至诱惑中国的被动选择，给中国发展设“赌场”和“堵点”，形成中国国际战略与政策选择挑战；三是抹黑中国道义形象，试图强行把中国与冲突不利方、弱势方乃至可能的最终失利方绑架，让中国陷入地区乃至国际冲突的不利境地；四是美西方一些反华势力试图“祸水东引”，把地区及国际冲突风险导向中国，甚至通过“颜色革命”等方式引发中国内部矛盾，谋求冲突扩大化的遏华目标。
其五，适应数字技术研发、数字产业进化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数字技术“卡脖子”难题和“数字革命”挑战。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区块链为代表的现代数字技术发展正在推动第四次技术和产业革命，如果不能够走在数字技术发展前列，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低质量。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数字经济产出已经占国民经济产出比重的三成以上，中国正在推动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战略目标。中国推动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及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仍然面临着数字技术及数字产业的关键领域被“卡脖子”、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升级不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等多方挑战。这些挑战集中表现为五方面：一是底层上游数字技术和顶层下游数字技术同时存在被“上下卡脖子”问题，最为典型的便是中国在芯片设计、生产和应用领域被美国及其盟友制裁和限制；二是软件数字技术和硬件数字技术同时存在“硬软卡脖子”问题，在整个互联网及通讯技术领域最为显著，从设计及应用软件、数字基础设施和设备硬件受到全产业链的专利和技术限制；三是大型跨国数字企业和中小型数字企业同时存在“大小卡脖子”问题，美国不仅对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大型跨国公司进行制裁，而且对中国一些中小微技术企业也进行打压和限制，对中国各种规模、类型的技术研发企业实施全覆盖制裁；四是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面临的规则约束、预算约束和技术约束，如何突破规则体系、资金投入和数字技术的限制，面临诸多困难；五是一些平台企业的大数据垄断、大数据杀熟和资本无序扩张阻碍了数字技术革命和数字产业的健康发展，对政府监管能力和效率提出了新要求。
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后疫情时代，为了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种新挑战，我国需要妥善解决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重大性、关键性、根本性、全局性和敏感性问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包括五方面：
其一，投资增长新动力不足及新瓶颈约束问题。疫情对中国投资增长产生较大的抑制作用，投资增长约束瓶颈日益凸显，投资增长的动力不足，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速出现月度负增长现象，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及民营投资增速较低，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过快。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1月17日发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0%，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增长分别只有0.2%和3.0%，民间投资增长只有0.9%，2022年4月和11月不含农户的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速分别为-0.76%和-0.54%。投资增速下降乃至出现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出现投资增长瓶颈及投资增长动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五方面：一是存量投资规模约束效应，大规模存量投资对新增投资产生抑制和排除作用，导致房地产开发投资大幅度下降；二是民间投资动力不足，存在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某种替代和挤出效应；三是疫情的投资负向冲击效应，导致第三产业投资增速出现下降；四是投资回报率和风险冲击效应，因为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投资周期相对较长、投资风险分布不均衡导致第一产业投资增速缓慢；五是预期及不确定性导致的投资波动效应，受疫情和防疫调控政策叠加的影响，出现投资非乐观预期和投资不确定性波动风险，这也是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月度环比负增长的原因。
其二，消费持续增长乏力及制度性约束问题。过去三年，社会消费受到疫情冲击最为显著，特别是商场零售业、餐饮业、旅游业、航空和交通运输业受到的冲击和影响较大，抑制了社会消费的有效增长，甚至出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下降乃至负增长现象，消费持续增长乏力及制度化约束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全年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8.0448万亿元人民币，比2021年下降0.2%，餐饮业收入为4.3941万亿元人民币，比2021年下降6.3%，2022年有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长速度为负值，2022年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长速度甚至下降到-3.46%。消费增长乏力及制度性约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原因有四：一是疫情制约了社会大众消费选择和消费行为，正常的消费活动受到制约，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二是疫情改变了社会大众的消费预期，增加了消费风险，降低了消费欲望；三是疫情导致部分行业产出、收入和利润下降乃至破产倒闭，导致相关行业就业率下降及收入递减，社会购买力下降导致消费增长乏力；四是低收入行业和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导致有购买力支持的有效需要不足，部分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人群消费增长边际性贡献表现出递减态势，抑制了社会消费内生性增长；五是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刚需支出对社会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使得社会消费支出和规模受到压缩和限制。
其三，国际市场约束硬化及新贸易保护主义制约问题。我国不仅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从2021年开始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占用全球市场的最大贸易份额，国际市场需求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但世纪疫情、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也制约了中国的外向市场拓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虽然受到疫情冲击，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仍然逆市上扬，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2.0678万亿元人民币，比2021年增长7.7%，贸易顺差达到5.8630万亿元人民币，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2月份，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77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速度只有0.6%，其中出口2.1697万亿元人民币，下降了0.5%。国际市场约束及贸易保护主义制约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世界经济复苏困难，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国家面临经济低速增长乃至衰退风险，世界经济增长及市场规模扩大受限，中国产品及服务出口市场规模有限；二是美国及其盟国发起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行动，通过脱钩断链及各种去中国化行动试图把中国与世界实现割裂，全球产业链的完全性、供应链的安全性及稳定性、价值链的增值性受到冲击和破坏；三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仍然面临不确定性，加之乌克兰危机、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特别是能源、粮食市场的波动风险，使得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经济合作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风险。
其四，宏观调控政策新约束及财政金融风险均衡治理问题。需防范国内、区域和全球性金融与债务风险及危机带来的“财政金融风险”挑战。后疫情时代，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国际货币市场的波动乃至动荡风险仍然存在。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生系统性金融与债务危机的风险仍然存在，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超过31万亿美元，伴随着美联署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政策实施及其调整必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就国内而言，疫情期间，我国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持续增加，但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则较为有限，特别是中西部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出现的财政赤字风险持续增加，如何防范国内财政与金融风险，也是重要挑战。财政金融风险均衡治理问题突出表现在三点：一是国际金融及债务危机风险持续存在，世界经济复苏困难、全球货币及金融市场动荡诱发的国际金融及债务危机对国内金融企业、金融体系及金融市场产生冲击及传染效应，诱发国内金融及债务风险；二是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风险持续存在，疫情对地方经济冲击具有惯性和滞后影响效应，使得部分地方政府较长时期内财政增收困难、财政刚需支出难于调整，导致部分地方财政赤字、财政压力和债务违约风险上升；三是企业经营困难及债务违约风险持续存在，疫情对大多数中小型服务企业的冲击最为显著，大量中小型服务企业破产倒闭或经营困难，疫情缓解后，经营困难企业复工复产和脱困需要时间和政策支持，新兴企业建立和发展也需要良好的市场和政策环境，面临的困难和债务风险仍然存在。
其五，新旧动能转换赤字及新动能培育新困难问题。在疫情以前，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阶段转换，中高速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但疫情冲击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中高速增长状态与中低速增长状态的波动态势，甚至出现宏观经济的季度增长速度和月度增长速度的中低速波动增长态势。2021—2022年，中国的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波动式下降态势。在疫情冲击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季度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波动式下降态势。2022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环比增长速度的波动式下降态势则更为显著，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环比数据表现出波动式下降态势，环比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波动幅度下降，表现出低速增长状态长期化和稳定化演化态势。除疫情冲击外，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矛盾和新增长动能培育不足是重要原因，突出表现为三方面：一是一些地区和产业领域出现传统增长动能弱化和衰减，但新增长动能处于成长阶段，传统增长损失不能够得到新增长弥补，出现新旧增长动能转换赤字和矛盾，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效应；二是一些地区或者产业传统增长动能被破除的同时，新增长动能没有建立起来，出现整体增长投入和增长动能不足乃至衰减现象；三是传统增长动能和新增长动能同时衰减，经济增长失能和失速。
中国的宏观政策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及新世界经济学视角
后疫情时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出发确定政策目标和选择政策工具。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和世界第一大潜在市场，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体系而独立发展，需要从新世界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问题。
第一，战略目标指引，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角度确定并设计宏观经济政策总目标及目标体系。后疫情时代，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需要全面考虑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同时如何适应新时代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新特征和新规律以妥善解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事实上，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共同的世界本色和显著的中国特色，中国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需要综合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本色即人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要求，同时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的最终实现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设计和工具选择的战略依据。
第二，国内国际协调，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和新世界经济学角度设计并选择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推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国内国际协调与合作。后疫情时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必须考虑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特征、新规律和需要解决的新的重大现实问题。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文中的新世界经济学是指新时代背景下研究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新规律的科学。新世界经济学与传统世界经济学及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具有五个新特点：一是新时代背景，国际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表现出新时代的新特征；二是新经济格局与新经济现象，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出现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出现新现象，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给出新的理论解释；三是新技术与新经济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和量子技术的发展，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产业及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产生了一系列新经济问题，例如数字贸易、数字货币及数字金融、数字安全、数字治理、数字产权与数字垄断等，需要新的解决方案和新的政策选择；四是新经济规律，新生产要素、新技术、新产业、新市场的出现，经济运行和发展具有新特征和新规律，需要从学理层次进行探究；五是新理论、新范式及方法论创新，传统经济学特别是传统世界经济学难以解释新经济现象、问题和规律，需要理论、研究范式及方法论的创新。后疫情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选择和设计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时不仅需要国内协调，还需要国际协调。
从图1可以看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政策工具设计与选择，需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出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聚焦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同时充分考虑新时代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现象、新特征、新问题和新规律，把短期需要管理、长期供给管理、国际合作与宏观政策协调纳入宏观政策工具箱设计与选择的系统化体系之中，实现宏观政策工具设计与选择的优化配置目标。
第三，重大问题导向，针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系统高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后疫情时代的宏观经济政策设计与选择，需要针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新挑战，着力于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和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重大新问题，实事求是，突破各种传统理论及政策教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同时推进更加全面的改革创新，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预期目标的实现。需要在五方面取得进展：一是促增长与新动能培育政策。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空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持续稳定的合理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目标，需要同时促进投资、消费和出口贸易保持稳定增长，任何不利于投资、消费和出口贸易增长的行为、规则和措施都不利于高质量发展，需要最大可能消除。二是稳人口规模与促进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商品的主要生产者和需要者，稳定乃至持续增长的人口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需要采取一切可能措施防止人口规模持续下降而削弱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三是新技术与新产业发展政策。没有技术进步就没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动力，需要抓住第四次产业及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产业及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创造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弯道超车的数字技术进步条件。四是风险应对与危机治理政策。高质量发展的经济需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危机的考验，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仍未消散，乌克兰危机及局部战争的外溢效应日益显现，全球性的债务风险与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持续上升，需要制定防范各种政治经济风险的方案及政策措施，防止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被中断和发展成果被转移乃至被掠夺。五是宏观政策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政策。需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宏观政策协调与合作，防止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中的矛盾冲突激化和各种对冲行为的出现，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广泛合作，维护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世界市场环境和国际合作秩序。从表1可以看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促进经济增长是首要目标，稳定人口规模和促进人力资源开发是根本基础和保障，推动新技术开发与新产业发展，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促进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及数字经济发展，同时需要防范和治理国内外债务、金融、冲突、战争及社会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还需要推动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
结论
后疫情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多新问题、新挑战，中国需要应对宏观经济低速增长乃至负增长、人口负增长、美西方的“去中国化”行为、国际冲突激化和泛化、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新兴保护主义乃至超级保护主义、国际债务及金融危机爆发等诸多挑战；需要着力解决投资增长新动力不足、消费持续增长乏力、国际市场约束硬化、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赤字及新动能培育、大国博弈及美西方打压制裁等关键问题；需要从中国式现代化和新世界经济学角度考察和分析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设计、政策组合及政策工具选择问题；需要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和长远视角推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特别关注经济增长速度不高、人口数量下降和老龄化导致的人力资源供给不足问题，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和技术创新能力及动力不足问题。
此外，还需要关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带来的挑战。中西部乃至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存在诸多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和产业化基础薄弱，经济增长速度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更为显著，如何推动这些地区的发展，是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总的来看，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离不开雄厚的经济基础、制度和组织保障。中国有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底气与自信，同时也需要充分考虑各种新挑战和新问题，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和本质要求及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出发进行宏观经济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