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通过党的主观努力，创造自我革命所需要的外部条件。而这些条件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党内相关法规制度建设。党的自我革命需要的制度规范，包括民主集中制、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等。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需要认真总结和汲取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历史经验，还需要深入分析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
关键词:自我革命 民主集中制 党内监督 政治生活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我们管党治党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必要条件。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为什么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一点，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所决定。正因为党能够自我革命，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尽管党内曾经多次出现过“左”的和右的错误，党内在政治、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也曾出现过各种与党的性质不相符合的问题，但总是能够一次又一次通过自身的觉醒和纠错，达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目的，在整体上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政党，这点已经被历史所反复证明；但伟大不是说这个党从来没有犯过错误，也不是说党的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就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不犯任何错误的人，没有过不存在任何缺点的人一样。所谓贤人、圣人，就是说他们能够做到每日三省，勇于承认和及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伟大的政党，其伟大的主要表现，就在于它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自己的失误，克服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首先表现在它能够通过党自己的内在机制发现并纠正自己在领导决策层所出现的各种失误，保证党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到的“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1]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表现在它能够通过开展党内思想斗争，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党内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个方面存在的各种与党的性质、宗旨、目标、任务要求不相符合的问题。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2]
再次，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表现在它坚决清除和惩治党内的政治异己分子和腐败分子，以保证党在政治和组织上的纯洁性。这一点，由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地位与环境不同，要解决的问题重点也有所不同。在党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斗的革命时期，党内出现的最危险的异己分子，就是那些背叛组织或潜藏在组织内部的叛徒、特务等政治上的异己分子，这些人的存在，可能给组织带来灾难性的危害；而在建立新中国、成为执政党以后，党内最容易出现也最危险的就是为谋取个人私利而滥用权力的腐败分子。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了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内在特质，也是党最为宝贵的特质。同时，一百多年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党的自我革命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要使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内在特质在实践中得到更为充分地展现，还需要相应的外在条件。就像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谈到的，事物发生变化需要内因外因共同起作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鸡蛋变为小鸡，需要相应的外部温度。如果外部条件不够成熟，内在特质就不容易得到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王明“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曾在党内危害长达四年之久，造成党在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严重后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延续十年之久，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通过党的主观努力，创造自我革命所需要的外部条件。而这些条件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党内相关法规制度建设。
党的自我革命需要什么样的制度规范体系
什么样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更好地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
贯彻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党的制度中的体现，是党的决策科学性和领导正确性的保证。民主集中制，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党内民主的要求，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强调党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强调党内严格纪律的要求。
坚持把党内民主作为党的生命，坚持领导和决策中的高度民主，才能够集思广益，更好地体现集体智慧；坚持领导和决策中的集中统一，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党内凝聚力和整体战斗力，体现中国共产党严密组织体系的强大威力。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得到真正的贯彻和执行，什么时候党在决策和领导工作中就很少出现失误，党就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得不到有效贯彻，甚至遭到破坏，党在决策和领导工作中就会出现失误。什么时候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个根本制度，什么时候党在决策和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就能得到及时有效纠正；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得不到有效贯彻，党在决策和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就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明确指出，主要原因就是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而“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遵义会议纠正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党内制度方面来讲，靠的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有效贯彻。
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规范制约权力运行
党内监督制度，是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必要保证。要及时纠正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首先要及时发现问题。而及时发现问题，必须有健全的党内监督制度。健全的监督制度，是全面覆盖、不留死角的监督制度，是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敢于揭露问题，不护短、不掩饰、不回避、不留情面的监督制度，是能够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监督制度。有了健全的监督制度，才能够及时发现党内存在的各种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问题，特别是在很多问题刚刚露出苗头时，就能敏锐地捕捉到问题；有了健全的监督制度，才能使各种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无藏身之地；有了健全的监督制度，才能够真正发挥监督的震慑作用，有效消除犯错误者的各种侥幸心理，起到制度应起的预防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和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党内逐步形成以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派驻监督为基本构架的越来越完善的监督制度体系，这些监督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证明了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的作用和重要性。
对于我们党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讲，最重要的监督，是对权力的监督。因为执政党就是掌握政权的党，执政就意味着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着各种大大小小的权力，而权力本身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掌握权力，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谋幸福的条件，另一方面，权力具有腐蚀性，掌握权力，就意味着面临更多、更严峻的考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权力没有约束，结果必然是这样。”[3]从查处的腐败案件看，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所以，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特别是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要求，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通过发挥监督利剑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完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
完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的自我革命，就是发挥党内免疫机制的作用，靠党自身的免疫力来有效防止各种“病毒”对党的肌体的侵蚀，并及时清除各种可能对党的肌体构成侵害的“病毒”。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健全的党内政治生活，有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作为一个有着96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内出现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出现各种违反党的纪律、有害党的作风的问题，党的队伍中出现不纯的现象，这并不奇怪。关键是，及时发现并有效克服这些问题，不要让它对党的整体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构成影响，对党的整体战斗力构成影响。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好办法，那就是开展党内思想斗争，进行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历来重视这个办法，毛泽东同志把有无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并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足见其重要性。
但是，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活环境，有一个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否则，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会变味，变成表扬与自我表扬的结合，变成敷衍塞责走过场的表面应景，甚至变成相互攻击、推诿扯皮的无原则纠纷，难以起到通过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党内各种问题，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实现党内团结的目的。试想一下，如果党内存在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个有之”中所列举的那些问题，任人唯亲、排除异己，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匿名诬告、制造谣言，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等等，党内还能够开展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目的还能顺利实现吗？
正是由于党内政治生活的特殊重要性，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如何把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要求更为具体地落实到我们解决党内各种问题的工作实践中，使其更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是我们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
完善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
完善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特别是完善党的各项工作中反映民意的相关制度，是党实现自我革命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自我革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党，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基本尺度”。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所以，党自我革命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为人民利益坚持对的，为人民利益纠正错的。但是，要把这个原则真正贯彻到底，我们就必须随时了解人民利益之所在。在现实社会中，人民利益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只有能够随时听到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诉求，才能使我们的工作符合人民利益之所需。否则，就可能产生凭想当然办事的情况，自己感觉到是在为人民谋利益，而实际上可能违背了人民利益。
完善反映民意的制度，就要求我们完善党和政府的工作制度，完善干部的工作制度，真正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我们各项工作之中。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制度和工作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求我们的干部必须放下身段，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深入了解群众的所需所求，通过调查研究，把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体现到我们的各项决策之中，并拿到实际中去落实和完善。如果我们的决策出现了与群众需求相违背的地方，就应及时地加以纠正。从这点上说，我们强调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要求，也是一种工作制度要求。完善反映民意的制度，还要求我们不断完善各种沟通机制，使社会各方面的呼声和诉求能够及时通过有效渠道送达相关决策和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党的力量源泉在人民，执政根基在人民，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也在人民。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做到为人民利益坚持对的、纠正错的，我们就能够始终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如何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自我革命就是“革自己的命”，我们都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难就难在自己既是革命者，又是革命对象。自我革命，首先要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不讳疾忌医，不文过饰非，不掩盖矛盾。其次要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表现在制度规范体系建设方面，就是我们是制度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制度规范约束的对象，我们制定的监督制度，既是监督别人的，也是监督我们自己的，我们提倡的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度，既适用于批评别人的缺点错误，也适用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错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高度的自我革命主动精神和自觉性，有为了党和人民而达到无我境界的历史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一再强调党的自我革命，就是要全党不断强化自我革命意识，不断提高自我革命的自觉性。因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全党的任务，执行和遵守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也是全党的任务。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经验。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中得到完善和提高的。在这一过程中，党形成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这些经验，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深刻的启示。而这些启示对于我们今天完善相关制度规范体系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如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在延安整风中就得到了非常好的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回顾延安整风，我们会看到强调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和确立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根本制度，强调干部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等统一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规范建设的系统化要求。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还需要我们深入分析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实现自我革命，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条件下，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是会有区别的。今天党内出现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与党所处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党的规模不断增大这样一些客观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是一个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有着9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党所面临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任务，深入研究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在现实中会给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研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大党所面临的独有难题，由此确定我们所需要形成的保证党能够实现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