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智能化、物联网、移动互联、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进入创新应用的爆发期，“大智物移云”时代已经到来。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数字乡村的建设。近日，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把阿里巴巴沉淀多年的数据生产要素应用于县域发展和乡村振兴评估，为乡村振兴贡献数字化力量，是“三农”领域产学研结合的一次有益探索。以该报告研究为基础，我们认为数字乡村发展逻辑主要包括以下“一二三四五六”。
一、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部分，是数字中国的一部分
数字资源已经成为基础性战略资源，数字经济已经在工业化城镇化中发挥了互联、高效的作用，数字技术有助于弥合东西部差距。《报告》显示，2020年数字乡村发展最快的五个省依次为内蒙古（11%）、西藏（10%）、宁夏（10%）、甘肃（9%）和河北（7%）。前四都是西部省份，这充分表明数字技术是西部地区乡村发展弯道超车的重要契机。推进数字乡村发展，是释放数字红利、催生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举措，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之一。
二、农业生产流通智能化、农业农村经营管理网络化是数字乡村发展的两个趋向
数字乡村以生产流通智能化为基础。我国“餐桌”数字化水平较高，但要进一步提升农业效率，需要往产地端深入，数字化必须不断从“餐桌”向“土地”延伸。阿里巴巴等头部企业正在溯流而上，以数字技术打通“研、产、供、销”全链路，不只是数字化的销售，还有数字化供应链（比如菜鸟智能产地仓），数字化生产（智慧果园等），推动农业提质降本增效，探索农业现代化的数字技术新路径。例如，河北南和区与阿里巴巴数字乡村开展合作，于2020年打造了一个1.12万平米的产地仓，与本地宠物粮企业结合，形成“前店后仓”模式，入驻企业物流成本下降20%，运营成本得到有效控制，进一步提升南和宠物粮品牌。
数字乡村以农业农村经营管理网络化为引领。推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发挥新活力，让农民充分分享数字化带来的生活便捷，尤其是放大数字资源乘数效应，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例如，阿里巴巴通过电商、物流供应链、金融、信息科技、文旅、健康、公益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投入到数字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中，形成了产业数字化、治理决策数智化、融合发展数字化为架构的数字乡村解决方案，覆盖产业、人才、组织、文化和生态振兴多个场景。
三、从基本层面考虑数字乡村发展，至少要处理好人与自然、政府与市场、创新与应用三对关系
处理好人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占我国国土面积9成的乡村空间发展数字化，既要收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数据，又要收集自然变化的数据；既要用数字化技术贯穿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又要人工智慧地影响自然变化。例如，使用云水资源评估，以人工技术影响天气，应用高精度仪器进行增雨、补水、灭火。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主体基于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和电商平台，打通生产流通服务领域，形成高效的乡村商业生态系统，融合成一个大市场。这一过程中，政府不能缺位、越位、错位，而是要“补位”“归位”“正位”。“补位”，就是要解决数字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问题，尤其在生态监测、数据安全等方面，加大政府投入；“归位”，就是要增强数据收集的及时性和真实性，为新的生产力创造环境；“正位”，就是要增强数字乡村支持政策的针对性和执行性，理顺管理职能，避免政出多门和重复建设。
处理好创新与应用的关系。在推进数字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优先布局数字化的技术设施、推进技术创新，力争弯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但也要把握好数字技术与人工的替代节点。例如，提升搬运类机器人每台造价20万元，如果只使用人工，按工作200天计，成本也仅需1.8万元左右。在一定发展阶段，人工比数字技术更为经济。但是，数字乡村在前期基础设施、物质装备、算法研发等方面完成巨大投入后，后期的边际成本会非常小，甚至接近于零。这就要把握好数字技术和人工成本替代节点和替代时机。
四、数字乡村发展要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优化产业、物质装备、劳动力、乡村空间等四个布局
优化产业布局。产业发展、聚集、兴旺，数字乡村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与范围经济效应。互联网与农业的融合逐步从农产品流通逐渐向产中、产前等领域扩展，各类数字技术在各个垂直细分领域已经得到应用。未来要用数字技术实现对节水灌溉、农机装备、粮经饲、畜禽渔、分拣加工、物流仓储、产业链金融等诸环节的贯穿渗透，形成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的“产购销”与“调存加”。
优化物质装备基础。目前，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57.6%，数字化物质技术装备已经应用于精准耕种、智能灌溉、智能温室、精准饲养等环节。以无人机使用为例，2021年我国农业无人机作业面积超过14亿亩次，行业整体增速达80%。未来，要提高传感器、微控单元等的可穿戴和智能化水平，通过卫星遥感、航空测绘等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农情检测系统，用自动驾驶耕种收机械、无人机、机器人等物质装备更好地推动数字田园的建设。
优化劳动力配置。截止2020年，我国乡村就业人口达40193万人。其中，很多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就业，更多地表现为不充分就业。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要跨越机器换人、设施增地的半自动化阶段，还要降低农村现代化不充分的水平，尽量缩小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优化乡村空间功能定位。城镇和乡村并不是割裂的空间存在，乡村之间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村庄。要合理确定乡村功能定位，在以农业生产为主体功能的生产空间重点布局产业数字化改造，在以乡镇政府驻地为中的农民生活圈，提升生活数字化便利程度。
五、数字乡村发展能够有效降低经营主体的五类成本
数字乡村的发展能够有效赋能农村电商经营主体。根据分析数字经济收益的框架可知，农村电商可以有效降低搜寻成本、复制成本、运输成本、追踪成本、验证成本。
一是搜寻成本，搜寻成本会影响商品的多样性和流通渠道的可获得性，进而影响供应商与消费者的匹配。二是复制成本，如果是电商交易数字化产品，基本上可以以零成本复制。实际上，不仅是可以数字化的产品，实体产品上所包含的可以标准化的特征都可以通过电商进行零边际成本传播。三是运输成本。在农村电商交易方面，可以储存为电子信息的产品运输成本基本为零，消费者在线购买实体商品也可以实现运输成本的降低。四是追踪成本，农村电商可以实现交易信息的云存储，经营主体可以通过大数据降低追踪成本之后，电商可以实现定制化和一对一市场。五是验证成本，这一成本与追踪成本相关，数字技术使得身份验证更加容易，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信用价值。
六、数字乡村健康发展要做到“六个好”
当前，农业生产流通成本高企，农民在现代信息化经济中仍然面临“数字鸿沟”，小农户有被现代农产品产业链边缘化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农产品市场化增值和农民可持续增收的有机统一，是必须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是“好产品”有待深度挖掘，数字化产品开发难，“网销难”和“爆品缺”并存。要通过文化赋能等营销策略提升数字乡村产品的“故事”属性。例如，魏县商务部门结合电商进村综合示范工程，为“魏县鸭梨”制定了专属的营销策略，借助“孔融让梨，让的是魏县梨”这一成语典故，为普通的鸭梨赋予了“温良恭俭让”的文化符号，一定程度上打响魏县鸭梨的知名度。
二是“好主体”仍需加强支撑。乡村空间分散，数字乡村经营主体小散乱杂的问题依然存在。据估计，开展在线经营农产品业务的企业和商户达到100万家。这类主体规模小、分布散、种类杂、监管难等问题突出。要通过促进种养大户转型和农户内部培养并举培育数字乡村经营主体。发动在外的同乡生意人、外出务工人员、在校大学生等共同从事数字乡村经营，是一种重要的数字乡村经营主体培育方式。
三是“好技术”需要多方参与。农产品数字技术应用滞后。由于农产品附加值较低，投入产出比低，使得农产品数字技术技术应用滞后。在这方面乡村市场主体很难成为投入主体，要通过促进产学研、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破解技术应用难题。
四是“好渠道”需要因业制宜。数字乡村市场主体表现为量小、利薄。目前我国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已超3万家，其中农产品电子商务渠道平台已达3000家，但绝大多数难以走出“烧钱经营”的怪圈。要注重培育促进本地市场互联互通的渠道，可以充分利用乡土的熟人信任优势，共享物流渠道，在县乡村联动形成数字乡村集群，然后对接进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五是“好人才”亟须内生外引。数字乡村人才育不出、留不下是个老大难问题。需要内生外引相结合，提升本地数字乡村人才实用技能。引进外来培训机构的同时，要大力培养本土数字乡村带头人，形成传帮带。可采取“知名专家外聘+本地能人分享”的组合策略，有效缓解培训与实际需求脱节、缺乏针对性等问题。
六是“好平台”需要整合资源。平台企业要在数字乡村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报告》研究显示，我国县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这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投入，而在经济、生活方面，则需要更多发挥市场作用，也就是让平台企业参与得更广、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