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片的村庄是怎么联动的，村民收入提高多少？”在2022年省长与专家座谈会召开前，广东韶关栖霞山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来到这里调研当地乡村振兴示范带的建设情况。
晚上回到房间，魏后凯一边在电脑上核对广东各市、各县区居民收入的数据，一面对记者说：“很多地方都在搞一县一业，但是珠三角很多县的产业已经多元化，完全可以搞‘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关键是要强化联农带农机制，并探索转向‘联村带村’，帮助更多农村居民增收，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以差异化产业协作实现“非均衡协调发展”
南方日报：近年来，广东推进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强调以区域主体功能为引领，制定实施差别化的精准政策。这应该与你早前提出的“非均衡协调发展”理念接近？
魏后凯：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等因素，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都不可能完全均等分布，不均衡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所谓“非均衡协调发展”就是通过不平衡的发展路径，最终实现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当前珠三角的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很高程度，和省内其它区域相比，未来发展空间相对受限。在此背景下，广东提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很有必要，也符合广东的发展实际。但这不意味着要限制珠三角的发展，恰恰相反，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珠三角经济地位，促进转型升级，同时加强其与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北部生态发展区的协作。
近年来，广东将发展重点放在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有利于挖掘广东沿海区域的整体经济潜力，加上北部生态发展区发展方式向绿色发展转型，可以推动广东实现国土空间开发相对均衡的高质量发展，为今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再带动引领其它地区走向共同富裕，广东这种模式对全国都具有借鉴意义。
南方日报：按照规划，到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将建成世界级城市群，东西两翼地区和北部生态发展区成为各自功能“引领者”。实现这一目标还面临哪些挑战？
魏后凯：首先要认识到，区域发展由不平衡到平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实现这些目标有两个难点。一是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和北部生态发展区的总体发展水平比较低，缺乏产业支撑和中心城市带动。破解的关键是要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同时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要看到，这些区域的投资发展软环境与珠三角核心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对此，一方面可以通过建设新城新区、产业园区等平台打造高水平投资的“小环境”，另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去改善整体营商环境。
第二个难点是产业不配套。比如，珠三角一小时经济圈内就能解决绝大多数电子信息等产业零部件配套的问题。但其它区域的产业配套能力就有明显差距，破解的关键是要按照产业上下游进行产业链招商引资。
此外，不同区域的产业选择也要差异化。沿海经济东西两翼借助沿海港口，可以发展大规模的海港型加工制造业，在海洋产业方面也潜力巨大。北部生态发展区可以发展生态型产业，包括农业、文化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以及污染小的高新技术、生命健康产业等，还可以考虑选择韶关等城市打造成全省生态型产业发展的中心。
推动珠三角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扩散
南方日报：你曾表示，产业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转移，同时受着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支配。
魏后凯：极化效应就是各种要素和产业都往区域中心集聚，扩散效应就是要素和产业由中心往周边地区扩散转移。这种集聚和扩散跟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存在着集聚和扩散效应，在区域发展的初、中期，集聚效应强，扩散效应相对较弱。但集聚过度会导致集聚不经济，从而推动经济活动向周边地区扩散。所以到区域发展的中后期，扩散效应逐渐超过集聚效应，产生净溢出效应。
我认为，珠三角核心区已经达到净溢出的阶段，对此政府要进行适当引导。参照巴黎、伦敦等国际大都市圈发展经验，通行做法是“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就是对于转移到粤东粤西粤北的产业在减免税收、奖补、贷款、土地使用等方面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所谓“大棒”就是对珠三角中心城市城区的产业发展做出约束性规定，提高环保水平、技术档次、经济效率等方面的准入门槛，通过这种方式引导相应产业的转移扩散。
南方日报：广东提出，今后五年，要推动珠三角产业在省内有序梯度转移。对此你有何建议？
魏后凯：我认为，这和此前广东推动的“双转移”的思路一脉相承。对广东而言，这种发展思路是对的，成效是显著的，相信未来也会继续按照这个方向推进下去。
要看到，珠三角核心区的城镇化率已达到很高水平。未来，广东推进城镇化的重点不在珠三角，而在粤东粤西粤北。特别是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中心城区开发密度和强度已经很高，要推动部分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地区转移，并借此引导相关产业扩散，给周边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珠三角核心区要联合港澳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和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不可能包揽产业链的每个环节，而是应该“控制两头甩掉中间”。“控制两头”的一头是公司总部和研发设计，一头是市场和品牌营销，把这两头控制住之后，中间的生产环节可以放在珠三角外围和粤东粤西粤北，从而在全省域构建一体化的新型产业分工格局。
依靠联村发展破解村庄分化
南方日报：广东的城乡发展差异存在哪些特点？
魏后凯：近年来，广东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协调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相比较而言，目前广东城乡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迈向共同富裕的突出短板。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差距水平仍然较高；二是城乡差距缩小幅度较小；三是不同地区间的城镇居民，不同地区间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特别要注意的是，从全国各地的居民人均收入看，不同地区农村之间的差距，要大于不同地区城镇之间的差距。广东与之相反，不同地区城镇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更大。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珠三角核心区的城镇居民收入较高，外围农村地区发展滞后，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城镇居民收入较低。
要从根本上打破这种不平衡状况，关键是将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依靠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其中，珠三角核心区要着力解决农村尤其是外围农村发展滞后问题，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要着力解决产业支撑和城镇带动乏力的问题。
南方日报：广东应如何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魏后凯：对广东而言，要把农民增收的重点放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尤其是粤东粤西粤北的县域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农民收入低，本地产业支撑不足，农民增收渠道狭窄。
一方面，要依靠推进城镇化进一步减少农村人口，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民持续增收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依靠乡村振兴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要通过发展各具特色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不断提高来自本地的工资性收入比重；同时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全力激活农村资源，打通资源变资本、变财富的渠道，不断拓宽农民财产性增收渠道，稳步提高农民财产净收入比重和增收贡献率。
还可以借鉴浙江等地的经验，采取“飞地”抱团、村庄联合体、党建联盟等多种形式，依靠联村发展来破解村庄分化，促进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实现乡村共同富裕。同时，要强化联农带农机制，实现“联村带村”，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鼓励强村带弱村，并强化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联农带农机制，充分发挥产业园在促进村庄协同发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