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主体最明显的变化趋势是越来越多元化，支撑其多元化变化的主要理论依据有三个。一是对“人民”概念认识不断深化创新。随着社会流动的扩大，人民身份的界定需求越来越大，社会治理由把人民作为严格管控对象，逐渐放松为管理对象，再到吸纳为治理的参与者，与对人民概念的认识变化紧密相连。二是“多中心性”亦或是“去中心化”概念渐渐从经济领域发展到公共领域。在社会治理中强调多中心性，与改革开放后中国流行的现代社会哲学的“去中心化”和“废弃元叙事”思潮不谋而合。人们相信通过社会主体的多元化，能够有效改善边缘人政治不公平现象，增加社会的自由和公平程度。政府职能由大包大揽到逐步简政放权的转变，正是多中心性影响中国社会治理的有力证据。三是受到政治哲学中宽容理念的影响。近年来社会治理中宽容的作用越发明显，以网络化、多主体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的飞速发展可见一斑。三重理论因素使社会治理的主体在实践中不断朝着多元化发展。社会治理的人民性、社会治理的多主体模式、包容性治理模式等等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
二、社会治理价值：公共性发展
社会治理的价值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不断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公共性。公共性是社会治理的目标之一，也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支撑。改革开放前，对政治合法性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公共性，改革开放后公共性逐渐解蔽并发展。首先，个体逐渐被发现，社会主体的理性增长，有参加公共事务的需求。改革开放后，一方面经济模式影响人的生产生存模式，许多人脱离集体生产，变成个体化的生活；另一方面思想上的解放，文化水平的提升使个体开始觉醒，更多关注自身的利益。个人与社会结构关系被重新塑造；其次，人们对民主的认知不断推进，带动了公共性观念的传播,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增加，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增强；最后，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剧烈变化使社会权利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们越来越在意自身的社会经济权利，对自身应当享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更加在意。具体来说，在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就业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十九大报告中对人民生活极大改善的肯定，都体现了社会治理过程中格外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是对公共性价值的回应也是公共性价值的体现。
三、社会治理实践模式的演变
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技术手段、治理方式、治理重心、治理格局等等都产生了一系列变化。实践的总趋势是路径依赖之上的增量改革，具体的方式方法更加科学，从行政推动到鼓励自主创新，治理格局也越来越合理。近年来，城市社会治理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各个社区，社会治理逐渐深入家庭这一社会最小单元。农村的社会治理也逐渐从解决基本的公共设施问题发展到关注“流沙社会”等深层次问题。对于社会组织，社会治理也逐渐从行政化控制转变为体制性吸纳。社会治理的实践由初步探索到稳步推进，发展到了全面加强阶段。社会治理的成果越来越明显，治理成本逐渐下降，治理效率逐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