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创新是城市发展动力和城市社会活力的源泉。进入21世纪以来，历经信息、技术、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多次重大技术进步与变革，城市自身的发展模式，以及创新驱动和支撑城市运行发展的作用机制都发生了根本性演变。基于国际代表性城市创新组织演进的研究与实践，并在创新孕育与传播机制的基础上，通过简要归纳城市层级创新的重心下沉和组织模式演变趋势，可以遴选出众创空间、街区创新和生活实验室三种典型城市创新组织并加以进行案例分析，以期为我国城市创新发展提供现实借鉴。
关键词:城市创新 重心下沉 网络化 创新组织 微观化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城市创新形成与演变的决定因素
科技创新是一个阶段性产物和系统性工程，创新的孕育、形成和演变必然受到多元、多层和多类因素的综合影响。在经济意义上，本地化知识网络和新型产业组织是其中两个重要的核心决定因素。
本地化知识网络
本地化知识及其网络是产生创新的根本动因。主体内部的创新来源通过自主研发产生了本地化知识。由于隐性知识的交流和传播需要知识主体间具有地理邻近性，因此，知识会在空间上集聚，呈现出知识的本地性和区域集聚特征。在创新发明方面，新经济推动了生产系统的复杂化和社会生产弹性分工，加快了社会生产组织重构，城市层面的创新空间组织出现显著的微观化趋势，一改以往例如美国硅谷、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等主要在郊区办公园区集聚的传统路径，转而在大都市中心城区及其内部街区进行集聚（Hutton，2010）。
新产业组织模式
随着制造业比重下降，城市产业在组织结构上，开始呈现规模逐步减小、单位产值不断升高等一系列重要变化，例如，小型化的创意产业、高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高端部分和企业的研发与管理部门等新型产业部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从业人群上，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相对收入更高的人群；而且在空间上逐渐放弃了郊区型的产业园区，向中心城区转移，相继形成了多种创新空间，如城市内部的创新街区、未来社区等。
创新型产业与城市的结合产生了两个密不可分的重要特征：一是，新兴产业的规模较小、绿色环保、不产生噪音和污染，与城市其它功能的空间结合非常灵活，不会对城区空间进行结构性冲击。许凯等（2020）解释认为，这类产业单位的高收入能够支付更多租金，可承担选址于城市中心区的高成本。二是，这些创新型产业通常在空间上以集群的形式存在，信息技术的发展、高素质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多样化和高质量供给导致创新型产业可在更加微观的空间层面上，进行跨部门联系、知识传递，从而在降低劳动交易成本的同时推动创新要素传播（Harrison et al., 1996）。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学者提出对产业区位的分析也要注重动态性，经济因素与社会、文化等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坚持宽松的、情境性的假设条件，并认为信息化和知识经济促成了区位因子的软化、区位选择范围的全球化、区位主体的虚拟化和组织结构的松散化等趋势（Johnston，1983；刘卫东等，2013）。
城市创新重心和组织重塑的现实条件
开放、包容的社会创新条件，促进了创新范式发生转变。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呈现出由“管理型经济”向“创业型经济”的范式转变，其特征包括：新增就业主要由中小型的初创企业创造；新创建的企业目标明确，创业精神和创新意识强烈；社会创新成为引导社会转变和经济进步的重要动力。按照社会创新的组织要求，应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并通过赋予资源新的用途，充分实现最大化的社会效益。因此，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充分满足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需求，已经成为城市创新发展的前提条件。
创新机制由实体联动转向要素流动和网络合作模式。进入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后，一方面创新成为驱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关键因素，另一方面经济地理的联系方式、要素市场的组织模式等均发生变化，重塑了城市创新的空间尺度和空间组织模式。Rothwell（1992）指出，创新过程逐渐从“技术推进”“需求拉动”“双向耦合”“交互融合”等众多模式转变为以“合作网络”模式为主。在该模式下，城市产业链进一步深化，劳动力分工体系进一步细化，创新资源要素的流动更加密集。Balland（2012）认为，创新网络上创新要素流动共享、创新主体协同合作、创新成果转化利用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将成为理解创新过程的重要视角。
信息技术的时空压缩效应，弱化了地理邻近性的创新传播作用。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进步，可通过新技术做到实时的点对点传播，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远程、跨地区乃至跨国的信息交流效率，提高城市经济和社会运行的灵活性，还可以进一步改善知识传播与共享的组织架构和时空模式，使得各类要素信息更加扁平化。Boschma（2005）指出，由于信息传播模式的改变，地理空间的邻近性在创新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加弱化。
数字化技术创新衍生出了一系列创新组织形式。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虚拟制造技术等数字化技术，一方面拓宽了原来知识网络的边界，并在动态情境中重新定义了创新价值；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的可计算性打破了空间、地理、社会技术的局限，降低了知识获取的时间和难度，衍生出虚拟团队、开放式创新论坛和众包模式等一系列新的组织形式，构成了知识网络，极大增强了创新主体跟踪知识流动和有效获取专业知识的能力。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封锁催生了远程工作模式。疫情蔓延推动形成了居家线上视频、非现场办公等新型工作模式，创造了一个规模不断增长的具有高度流动需求和意愿的 “数字游牧民”（digital nomads）的新型就业、流动职业的阶层群体。据后台服务提供商MBO Partners的一项估计，2019年至2021年间，美国数字游牧民数量达到1550万，增加了一倍多。为了吸引新就业人群的青睐，各地政府诸如“Zoom远程办公城镇”（Zoom towns）“工作环球旅行者签证”“游牧数字居留计划”“远程初创项目开发”“免费的联合办公空间”等项目应运而生，并消弱了传统中心区和CBD的城市就业中心优势，导致要素、就业和消费出现横向流动、分散下沉的趋势。
基于当前社会环境、技术支撑与制度变革方面的综合条件，世界城市创新领域已经呈现出以下典型性的变化趋势：第一，在影响机制上，地理邻近性对城市创新形成与扩散的驱动效应逐步下降，非地理邻近性的作用日益显著。第二，在空间布局上，大型郊区生产办公型单体园区集聚的方式逐步式微，城市创新出现微观化趋势，社区、街区、城区内部成为新兴创新空间。第三，在组织系统上，城市研发与创新活动将由单一企业或社会组织主体为主导，转向更加开放和多元化的多主体参与、要素流动和网络协同合作为主的模式。第四，在社会条件上，城市创新范式出现重大转变，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载体的创新激励作用日益显著。总之，协同开放的创新范式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城市创新领域的制度约束、社会藩篱和技术短板等诸多“高墙”限制，通过企业、研发机构、高校等多主体的开放互动，城市层面的创新空间展现出组织微观化的趋势（Chesbrough，2003）。此外，大众参与、重心下沉、网络化、多样性的新型特征和未来趋势日渐明显。
城市创新重心和组织演变的典型模式
创新街区：城市创新的重心下沉
2014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首次提出“创新街区”（Innovation Districts）的概念，指研发机构、企业集群、创业企业、孵化器及中介机构等城市创新主体，通过集聚形成创新发展、生产生活一体化的新经济空间。创新型企业向中心城区特定街区集聚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更多“知识型员工”（knowledge workers）的聚集来吸引高技术企业入驻，推动知识型员工间的创新思想交流，提供丰富多元的街区化、社区化的城市生活。
创新街区具有以下基本特质：第一，具备复杂性、高密度、文化与人口结构多样性（Sassen，1991）。第二，具有高度综合的产业和非产业功能。创新街区既包括产业功能，也包括住宅、商业、文化和服务业等非产业功能。同时，街区也具有发达的交通网络设施以进行沟通交流。第三，创新街区是高密度的城市化区域，其建筑通常为高层建筑，建筑密度较高，拥有足量的公共空间。第四，具备功能混合、文化多元、服务社会化、紧凑布局、联系网络化等特征。在组成上，创新街区通常包括“街区会客厅”（District Hall）、公共创新中心、多元文化空间、创新设施、联合办公空间、公共会议空间、社交聚会空间和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等功能设施。
作为新近崛起的国际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中心高地，纽约市曼哈顿下城区的硅巷（Silicon Alley）成为创新街区实践的典型例证（表1），其发展模式包括：
以税收优惠和资金融通吸引创新企业集聚。第一，推行税收优惠。为解决纽约市税负相对较高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市政府推出了系列减税政策，如房地产税减征五年计划（3年减50%、第四年减33.3%、第五年减16.7%）；减免商业房产租金税收（前三年商业房租税金全免，第四年减免2.7%，第五年减免3.3%）；曼哈顿能源优惠计划；生物技术税收抵扣政策，生物领域的小型初创企业购买相关设备时最高可减免税费25万美元。2014年，政府发起了创业纽约计划（Startup New York），为新设立中小型企业提供全额税收减免。第二，靠近市场和资金来源地。纽约市具有丰富的创新产业客户群和资金来源，创新型企业和创新主体拥有更加广泛、多样化的目标市场和战略伙伴选择。2010年，纽约市长提出将纽约打造成新一代的科技中心，并提供丰富的土地和资金资源吸引更多高科技院校与研究所落户，形成了纽约创新资源提升与创新产业市场扩大的正向循环。第三，实施“数字化纽约计划”。改造老旧设施，安装并升级为可进行高速信息与数据传输的光纤线路。
通过人才吸引和伙伴合作关系提高创新型企业发展预期。第一，拥有雄厚的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纽约市内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和多个研究型机构，为创新型产业提供了较多高素质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更多创新型公司入驻纽约。第二，政府与产业结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为吸引更多创新型产业入驻硅巷，1997年，纽约市政府与市内商业房产业主们结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并面向市场租售硅巷区域内已安装高速互联网的总面积为1.1万平方米的办公类房产。2000年，纽约市政府成立新媒体理事会，以更好处理硅巷等相关城市创新街区事务。第三，纽约市借助科技大会和科技产业组织，来协调企业和投资者关系，从而建立了成熟的创新创业体系和科技产业生态环境，纽约市成为2007年至2013年美国风险投资交易数量唯一增加的城市。
众创空间：城市创新的开放式网络
本质上，众创（Crowning Innovation）是知识社会中开放式创新成熟深化的结果，通常合作创新的网络边界和大众创新能力将不断增强。众创包含了两个核心过程：一是创新主体基于兴趣、利基市场、价值实现等动机，在实体或虚拟经济中积极从事创新活动，创造、展示或出售创新成果；二是企业创新主体积极搜寻、创造和获取创新成果并加以利用。众创空间是为创新活动提供创意想法分享、创新相关工具资源、创新孵化服务等的城市内开放性场所，城市政府通过出资建设众创空间，促进创新主体的近距离深度想法交流，实现创新扩散。
2010年代，纽约市政府的相关科创政策是众创空间的典型案例。金融危机爆发后，纽约市意识到城市不能仅以金融作为支柱产业，应将创新视为纽约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和城市转型机遇。纽约市政府陆续发布了《多元化城市：纽约经济多样化项目》和《一个新的纽约市：2014—2025》等政策计划，提出将纽约建成新一代科技创新之都。建立众创空间、促进创新扩散是其中的关键举措。具体而言，纽约建立众创空间的核心举措包括：
第一，提供充足的创新发展环境和空间。纽约市投资1亿美元创立世界级的应用科学园区，做好学界和业界的联系沟通，促进生物工程的创新、研究和合作。针对小企业和普通民众，纽约市投资建设多个孵化器、创新中心等创新空间，大规模扩大纽约的众创空间网络。在具体运作中，众创空间由纽约市政府提供土地和种子投资，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或财团负责经营。纽约市的众创空间可分为三类：一是传统的孵化器和加速器，主要为初创企业提供创业孵化服务，主要由城市政府自助建设；二是联合办公空间（coworking space），其中不同背景的创新主体可分享办公设施、环境和相关服务，相互之间可交流分享信息、知识、技术等，使得创新由彼此间割裂的个体行为转变为跨界共享的多元协作模式；三是公共实验空间（lab space），纽约市政府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向社会开放实验设施，以解决中小创业主体难以承担的昂贵实验成本问题。
第二，政府以公司合营方式建设众创空间，吸引社会资本促进创新扩散。城市中创新发展和扩散的主要障碍是用地、建设、资金、人才等高昂的创新成本。为消化成本和激发创新活力，市政府采取了引导市场的发展策略，连同相关高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搭建众创空间。由于政府的资金支持，众创空间相对准入门槛和成本较低，且提供服务优质，吸引了大量中小创新主体入驻，增强了城市创新创业的活力。随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私营和社会资本也相继开始提供众创空间和机构，纽约市的创新市场和创新资源进一步拓展。
第三，将众创空间以均衡布局的方式纳入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体系。众创空间具有较大的要素和组织流动性及功能混合性，可类似于城市公共设施或基本公共服务。纽约市按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混合化、网格化的目标要求，实现众创空间的均衡合理布局和包容性发展。纽约市的众创空间初期高度集聚在曼哈顿地区；为实现众创空间的均衡化布局，纽约市政府通过空间规划、财税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引导众创空间向其它行政区扩散。目前，在纽约市域范围内，已初步形成了全覆盖、广辐射的众创空间网络。
生活实验室：城市创新的微观多样化
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oratory）在欧洲和全球不断涌现，已逐渐成为城市创新领域的新微观空间组织形式。根据欧洲生活实验室网络组织（European Network of Living Labs, ENoLL）的论述，生活实验室的特征包括以用户为中心、基于系统性的协同创新、以现实社区为基础，换言之，生活实验室是一个城市真实场景中进行开放创新的媒介系统，为城市居民和微小创新主体提供了开放创新空间。目前，在欧洲及全球各地活跃着400余个生活实验室。
生活实验室的组织特征包括：第一，组织结构多样性。不同的生活实验室具有不同目标，其在空间层面的分布也具有多样性，生活实验室既能针对城市整体创新，也可聚焦城市特定系统、区域、社区的创新。对应不同的目标和空间结构，通常会有一至两方组织者来主导，在社区层面，非政府组织会在生活实验室中发挥更多作用；在城区、城市层面，科研机构经常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第二，运行途径的多样性。由于生活实验室属于开放创新模式，其组织结构为多方参与合作，运行模式较为复杂。例如，在较小空间尺度的奥地利Vienna Shares项目中，生活实验室主要引导和资助工作坊，由参与者自行探索和进行知识传播；在较大空间尺度的项目中，如英国MK: Smart，实验室则由开放大学联合多个科研和企业机构，在研发商业化、教育培训和市民参与决策等多个途径，利用公共数据和个人数据促进智慧城市发展。第三，产出结果的多样性。城市生活实验室通过开放创新平台和多元主体参与，提供了多样化的、具有正外部性的成果产出。
结束语
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基数庞大，科技创新要素过度集中、城市基层创新能力不足、尚未发育形成网络型的创新均衡集聚组织体系，这是造成我国创新发展相对落后的关键因素，亟待在借鉴国际城市创新领域新规律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快探求解决对策。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翟梦溪协助完成了部分综述和案例工作，对本文亦有贡献；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2171174）；2021年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学术基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