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将最终达成“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战略目标。然而，我们在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的同时，不能忽略另一个方面的事实，即普遍性的社会富裕所带来的环境公共性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有加尔布雷斯的《富裕社会》一书出版，继而推动了相关社会运动。这给我们以警示。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认识并尽早采取措施避免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在社会富裕的同时维护良好的环境公共性，对于实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是十分重要的。
一、现代化进程中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关系演变
人类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摆脱物质匮乏，追求生活富裕，这是以往人类社会奋斗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内，人们都在与“冰冷、饥饿和疾病”做斗争，人类几乎在所有历史时期都非常贫困。近代以来社会富裕程度的加速提升源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活动作为解决人类生产的第一需要的基本活动，是人类其他实践活动的基础，在人类活动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人必须解决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生产需要，才能谈到其他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称作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产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即人的物质需要与自然不能以现成形态满足人的需要的矛盾[1]311。
鉴于历史上生产活动的重要性长期存在，使得人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生产力的作用，在理论层面也更多地诠释其生产力理论，而相对忽视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实际上，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并没有忽视与生产相联系的生活的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8。在这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表述为人们“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或“生活的生产”，充分反映了生产与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人们按照物质生活的需要安排社会生产，生产和生活成为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系。“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实践便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从而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1]319“生活力”就应是与“生产力”同样重要的概念[3]。
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对自然和社会的影响均源自人的活动。因此，就人与环境的关系而言，须区分是生产的人还是生活的人。在生产力低下的传统社会，日常生活难免局限于基本的生存需要的范畴之中，日常生活方式对于社会的影响和构造也尚未显化，生产的人与生活的人具有较高的重合性。然而，当社会变得富足、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中从事生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以后，生产力对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有了局限，而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所释放的“生活力”所决定的生活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对于整个社会关系的建构，对于社会的整体性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进而言之，生活方式已经不再是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已经突破个体行动的框架，并进入到宏观的社会关系层面，开始对自然和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就我国的实践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注重的就是生产，这是基于短缺经济的前提以及提高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直到今天，“发展是第一要务”仍然是我们的行动纲领。与此相伴随的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我们明显感受到了单纯地关注生产和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生产能力的大幅度跃升并没有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要求相协调，相反，在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化的诉求的背景之下，后者在地方的实践中甚至被严重地忽视和遗忘。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这些都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明显的危害，与环境相关的群体性事件在一些地方多有爆发。正因为如此，国家开始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抓紧修复粗放型生产所导致的环境破坏。
二、发展进程中生活方式的环境影响
我们在努力克服粗放式生产模式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的同时，还应意识到正在发生的生活方式对于环境的影响。实际上，人的生产和生活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生活垃圾泛滥是最直观的表现。据统计，截至2020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达到23 512万吨，较“十二五”末新增22.7%，生活垃圾处理量23 492.68万吨，较“十二五”新增25.3%(1)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最新统计简报，https://www.hbzhan.com/news/detail/145335.html。。中小城镇的垃圾处理问题形势严峻，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达到1 083亿件，同比增长29.9%(2)http://www.gov.cn/xinwen/2022-01/18/content_5669008.htm。。据一个民间咨询公司统计的 2016 年我国在线订餐用户规模，按照每人每天订购一份外卖计算，其中至少分别产生 2.56 亿个餐盒和塑料袋，外卖所用塑料袋大约 15 天即可覆盖一个西湖。有人将这些外卖垃圾称之为“生态浩劫”[4]。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加快，后续处理困难，环境危害大。据有关研究，目前我国电视机社会保有量约为4亿台，洗衣机约为1.9亿台，电冰箱约为1.4亿台，家用电脑3 000万台，移动电话用户突破3亿，手机的持有量出现了大幅增长的趋势。这些电器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家庭的。家电产品按正常的使用寿命一般为10～15年，目前即将报废的电视机、洗衣机以及电冰箱平均每年将达到2 000万台以上，同时还有大量的打印机、复印机和废弃的电池等。除此之外，电子通讯器材如电脑、手机、光盘等更新换代速度加快，每年报废数量急剧上升，带来了类似的严重环境问题[5]。另外，人们的住房面积越来越大，并且很多富裕家庭追求豪华装修，由此产生大量装修垃圾。在我国，餐饮浪费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根据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份调查显示，全国一年仅餐饮浪费的食物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到800万吨和300万吨，相当于倒掉了2亿人一年的口粮(3)中国财经网：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121017/1073561.shtml。。公款吃喝所造成的巨大浪费已经成为社会公害。近年来，在新一届中央领导“反四风”的高压之下，公款吃喝问题有很大的改观，但是整体上看餐饮浪费现象并没有得到完全改变，民众层面的餐饮浪费现象仍很严重。目前，全世界饥饿人口数量达9.25亿，其中70%生活在农村地区。从这个角度看，粮食也是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商品，应当有公共政策的保障。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国内大中城市的难治之症。实证研究表明，北京市2008年全年因拥堵导致的时间延误成本、燃油消耗成本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损害总和至少约为50～250亿元，大致是北京市GDP的0.5%～2.5%[6]。近年来，随着私家车爆炸式的增长，全国各大中城市上下班高峰期拥堵已经非常普遍。与拥堵相伴随的是空气污染严重，由此造成的空气污染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总之，在社会生活整体富裕水平得到较大提升之后，社会成员粗放式的生活方式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正在产生，并且呈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也意味着，我们在重视生产对环境的影响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生活对环境带来的影响。
三、“富裕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环境影响机制
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是社会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党的十九大又提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目标要求，而不是此前单纯的“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的要求。一个表述的改变也反映了国家层面发展理念的改变。“美好生活”的外延更加宽广，不仅需要丰富的物质生活，而且要有好的环境。环境属于公共范畴，而日常生活则主要属于个体或私人范畴，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是环境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
(一)日常生活的自然约束与社会约束
在短缺的社会中，生活方式造成的环境灾难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发生，其原因并不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更能自觉地维护环境公共性，而是因为人们的生活由于受到自然的限制，因而不会也没有客观条件超越自然的局限。这种自然的约束也就是自然的必然性。由于可供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短缺，所以人们普遍过着有节制的生活，这种生活大多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迫不得已的选择，是在自然界、社会条件约束下做出的选择。因为就个体的认知而言，很少有将个体的消费行为与环境公共性结合起来考虑的。再者，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大多数的时间是处在阶级社会中，即便现代社会已消除“阶级”的概念，但是阶层分化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社会中贫富不均决定了人们的消费能力有着很大的差异，富裕者可以随心所欲，甚至选择炫耀性和奢侈性消费，但是，这里的基本前提是社会中富人的数量仍然只占据少数，因此他们无所顾忌地消费并不容易造成环境的公共性灾难。然而，当社会成员的绝大部分都实现了富裕之后，这个基本的前提也就消失了，民众普遍的无节制消费的后果必然是严重的。概言之，在客观的自然和社会约束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环境之间取得了相对的均衡，没有成为环境的破坏因素，然而这种均衡在人们所受到的日常生活的客观约束机制被打破的时候就逐渐消失了，而打破这种均衡的原因就是全面性富裕社会的来临。
生活领域的主要活动是消费，任何一种消费行为的实现都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要有时间，有能力，有动机。富裕社会提供了这3个方面的条件。富裕社会的特点是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多元化趋势加强，工资不再是社会成员收入的唯一来源，各种类型的要素性收入和虚拟收入都已经出现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显然，在这样的社会中，是否从事生产活动与是否具备消费能力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为此，社会中出现大量的有闲阶层。正如鲍曼所说，技术进步使得生产力即使在就业缩减的情况下也能够增加[7]65。由于这种趋势的存在，从事生产的人数大量下降，社会有闲阶层开始形成。西方社会中存在的普遍“有钱”和“有闲”的阶层造就了一个富裕社会的系列后果。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一书中提出了“富裕社会”的概念并详细加以论证。其主要观点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层面造成私人生活的富足与公共性的贫困并存的局面，并且这种公共性的贫困主要表现在粗放型的生活方式对于自然生存环境的破坏上。他曾这样描述：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全家人开着豪华汽车出游却在被污染的河边野餐，然后在不符合公共卫生和道德的停车场里过夜。他们置身于腐烂垃圾的恶臭中，躺在尼龙帐篷下的充气床上，睡前可能会反思自己的幸福为何有如此的反差[8]181-182。这段描述形象地反映出，在富裕社会中，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公地悲剧开始形成。私人的富足成为公共环境恶化的原因，换言之，如果在私人富足的条件下缺少有效的社会平衡手段，那么必然会导致公共性困境，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将关注的焦点从反映生产效率的私人层面转换到反映社会整体福利的公共生活层面。要解决公共性的困境，就需要诸多的社会政策。加尔布雷斯提出关于运用税收、投资和公共服务来解决社会平衡的问题的思路。他的这些想法是基于美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在诸多方面与中国社会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在由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富裕社会这个逻辑上则有相同之处。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曾经有过的经验教训应被我们所借鉴，与此同时，还应结合自己的国情探索环境公共性优化之路。
(二)文化环境对消费行为的约束
富裕社会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社会成员总体的收入增加，日常生活不再受到购买力的局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有条件放大自己的正常消费需求。鉴于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已不再是问题，富裕社会中人们的消费动机更多地来自于社会的创造而非自身的真实需求。所谓社会的创造，也类似于“符号化”的消费，意指日常消费并非是由自己的现实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社会阶层等因素所决定，这常常归因于社会群体以及传播媒体外加在消费者身上，并得到他们的认同的理念。理念传播可以转变为真实的消费动机，最典型的就是现代社会中的广告。广告实际就是在告知人们什么是应该消费的，而这种“应该”不是来自自身的真实需要，而是被告知的。“以至于个人的许多欲望都不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些欲望要经过广告和推销合成、设计和培育之后才会形成。”[8]2这样的结果是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商人不断地创造差异以创造需求，消费动机与传统的短缺社会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
具备了以上条件，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的特点也就展现出来了。在中国社会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日常生活消费具有以下3个特点：一是克服了短缺之后的一种报复性的消费，表现为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等非理性消费；二是消费过程中失去自我，民众被社会的外在因素所引领，导致群体性的消费、盲目消费；三是不同年代出生，具有不同生活经历的人在生活方式上存在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与他们所掌握的财富数量并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在普遍富裕起来之后的表现是日常生活的消费缺少必要的约束，只要条件允许仿佛就可以充分享受发展成果带来的“盛宴”，其负面后果已经发生，如果不加以规范约束，未来的影响会更加严重。
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早期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就是加尔布雷斯所描述的私人生活的富足所带来的公共性的环境灾难。然而，当全社会认识到这种不良后果所造成的危害之后，也开始逐渐转变原初的生活方式，达成一种集约生活方式的理念，社会上层人士往往成为节俭生活的表率。例如，史坦佛大学教授大卫拥有13亿美元的财富，这些财富多来自于他的投资。大卫的节俭习惯是：在豪华餐厅就餐时，一定要将美味佳肴留出一半留给第二天吃，这叫一餐两吃。发达国家的汽车人均拥有量远远高于我们国家，但是像我国大中城市的拥堵却罕见，当然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密度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众对汽车的过度使用。汽车本来是为人们出行带来方便的工具，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有部分家庭有能力购买汽车，那么汽车就不会导致道路拥堵，也不会造成严重空气污染。但是，如果数量众多的家庭都有能力且有意愿购买汽车，那么就会导致汽车数量超过道路以及公共停车场所能承载的数量，结果是给所有人的生活带来了不便甚至是公共灾难。
对于广大的社会成员而言，制度的目标是培养个体形成良好的环境“公共理性”。公共理性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基于社会差异的理性，其二是社会主体能够认识到公共生活必须遵循的某些原则，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9]。在生活方式方面也是如此，如果任由个体自由选择，必然会摒弃公共理性，那么必然会导致环境与社会的危机。从实践来看，政府管理部门对促进公众转变生活方式、实行低碳消费非常重视，相关政府部门也制定了一些管制政策。然而，这些管制政策的实际绩效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社会公众直接和间接碳排放的增长趋势并没有显著扭转[10]。要实现绿色发展，就必须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约束。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要加快制度创新，建立起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着力破解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四、共同富裕进程中绿色生活方式的制度规范
粗放式生活方式的形成在于生活方式失去了应有的限制。由于发展的目标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人们在生活方式中的一些“粗放”行为往往容易被发展的目标所遮蔽，进而认为这是合理的、正当的。在富裕起来的日常生活中如果任由个体自由选择，那么必然会导致环境的危机，所以要实现绿色发展，就必须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限制。过去，这种限制是来自于短缺的自然条件；而今，这种限制必须来自于人为的制度和政策。
首先，制定日常生活的制度与法律规范。个体的消费必须具有公共性的合理性，才不至于导致全社会公共性的溃败，从而也才能保证个体的生活质量的提升。因为个体的需要与公共性的需要常常处于冲突的状态，因此单靠个体的自觉显然难以维持其日常消费行为的公共性，所以必须要有规制日常生活行为的制度与法律。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分辨哪些日常生活的行为是属于公共性的行为，哪些日常消费品具有公共属性，对社会公共性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对于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商品，例如汽车、住房和日用消费品要有一个面向全社会的规划，个体的消费权利与公共秩序的需要之间需要形成一个平衡。在富裕社会中，人口数量与生存空间之间必然会形成诸多的冲突和矛盾，大量人口为了追求生活舒适而形成的消费延展性必然会挤压自然空间，进而造成普遍性的“拥挤”。汽车的生产与消费应当考虑道路承受力和停车空间，否则就会导致失衡。目前，国内许多大城市开始探讨实施有差别的停车费制度、汽车拥堵费制度，这些措施都反映了一个以公共秩序为目标的治理理念。对于当下普遍存在的餐饮浪费问题，除了反腐倡廉层面对于这个问题加以关注之外，民众层面的餐饮浪费问题也要有相应的制度进行治理，要加强宣传，营造节约光荣的文化氛围，并对起到监督作用的酒店给予一定的鼓励。
其次，加强对废旧物资处理的制度与法律支持。当下，我们关注了商品的生产和消费，而对于消费之后的废弃物的处理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这好比一个生物系统，在食物供给和消化方面都很发达，但是最后的排泄渠道不通畅、不完善，这就必然会影响整个生物系统的健康。在富裕社会中，健全排泄系统也就是要重视对消费废弃物的回收处理。无疑，在商家促销、网络销售和大众消费的时代，消费废弃物越来越多，过度包装已十分普遍，网络购物作为一种新的物流方式所带来的大量包装物已经成为环境公害。商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原来能用上百年的家具，现在几年的时间就要替换；原来能长期使用的家电也加快了更新换代的速度。观察每家每户，几乎都堆积着长期不穿的服装，弃之无路，放之无用。当前，这个问题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很好解决，很多回收机构认为获利较小或者根本无利可图，因而导致消极回收或根本就没有回收。还有一些回收企业采用污染环境的手段处理诸如废弃电器等物资。总之，伴随着商品的丰富和消费能力的提高、消费周期的缩短，切实有力的废旧物资和垃圾回收制度的建立迫在眉睫。重视废旧物资回收循环利用的理由在于，如果不能在法律上限制人们的消费，那就只有在对消费结果的处理方面采取更有效的政策。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不能单纯依赖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内在的逐利特性使其在发挥社会功能方面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既然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而维护公共环境又非常需要，那么就必须有超越市场的国家层面的制度和法律措施来予以支持。
最后，逐步建立有利于绿色生活方式目标实现的社会组织和教育制度。绿色生活方式最终要落实到广大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习惯之中，通过消费行为得以实现，因此社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在个体层面，人们的生活习惯也经历着一个建构和演变的过程。勤俭节约曾经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所传承的美德，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大多具有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而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80后等新生代则不太具有这种习惯，尤其是90后，他们习惯了网上购物、一次性消费的生活，他们对过去的困难生活没有亲身感受，他们生活在富裕的年代，是环境造就了他们随意的、无节制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因此，日常生活习惯在不同年龄段的社会成员中有不同的表现，其中青年人是消费的主力军，青年群体的消费行为对于绿色生活方式的建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必要的。比如，日本国民的环保意识之所以非常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其无处不在的环境保护教育。另外，需要从家庭的角度发挥女性在推动绿色生活方式方面的作用。有关调查显示，80%的家庭消费决定是由女性做出的，女性消费者成为绿色消费的先锋和主力军。青年人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消费有较强的敏感性，是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力量[11]。在教育层面，提倡充分发挥形象正面的明星和社会名流在推动绿色生活方式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绿色消费成为社会时尚，而不是宣传那些带有铺张浪费性质的消费方式甚至某些炫耀性的消费。在重视社会个体、家庭的基础上，有必要发挥社会组织参与营造绿色生活方式的作用。例如，社区中的志愿者组织可以参与对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的监督和管理，一些非营利组织可以介入日常生活用品，例如旧衣物等的回收和处理，促成日常消费品的循环利用，这些政府能力和精力范畴之外的工作需要大量的社会组织来承接，由此才能从社会层面奠定日常生活领域环境友好的基础。
五、结论与讨论
回顾人类历史，制度的创新都与人类的行为以及由行为所塑造的结果相伴随。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解决了人类生活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困境。为了避免或者化解由于日常生活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需要依赖于新的制度和法律的约束。制度和法律的目标是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便使人们的行为在宏观上塑造一个理想的公共性的后果。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所言，人们特有的信念决定了他们所做出的选择，然后，这些选择建构了人类行为的变化。人类的意识及其意向性已经导致了不同的制度结构，这些制度结构进一步又可以解释社会不同的绩效特征[12]22。诺斯所称的社会绩效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后果，这种后果是在经济变迁的过程中产生的，而生产力则是经济变迁的动力机制，富裕社会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的生活能力大幅度提升之后，需要相关的制度与法律完成对生活方式的塑造和约束，培养社会成员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由于现代社会中社会有机水平的提高，社会生活的系统性、整体性也大为提升。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往往会波及到整体当中，从而造成重大的公共性灾难。
2017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出的六项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倡导推广绿色消费[4]。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再次强调这个问题。这充分说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关系民众的生活和生命的关键问题。目前，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规范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未雨绸缪地采取必要措施，将由此萌生的公共性危机消灭于萌芽之中。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美好生活需要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通过必要的制度和法律规范，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认识到公共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并将逐步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将制度与法律的要求内化为广大民众自身的行为习惯，推动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