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取得了重大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习近平同志提出社会治理新思想，大力度推进社会治理新实践，多方面开拓社会治理新境界。
一、五年来社会治理的新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五年，面对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习近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和政治远见卓识，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宝库中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其中，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近五年来中国社会治理领域最为重要的创新性进展与创新性成果。我们初步学习和研究认为，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人民中心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他深刻指出：社会治理，说到底，就是对人的服务和治理。社会治理要以人为本，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习近平同志强调：检验我们工作的成效，就是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习近平同志的“人民中心论”，其核心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一切接受人民检验。这样的“人民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新型治理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重大科学论断的继承和发展。
（二）民生为本论。以民生为本，是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的本质体现。他指出，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保障和改善民生对创新社会治理具有根本性作用和意义。习近平同志强调：“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要积极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问题，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保一方平安、维护公共安全是民生的基本需求，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习近平同志强调：“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他还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正确处理维护人民群众权益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关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要求。习近平同志指出，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人心安定，社会才能稳定。对涉及维权的维稳问题，首先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单纯维稳，不解决利益问题，那是本末倒置，最后也难以稳定下来。这是充满唯物辩证法的创新社会治理重要思想观点。
（三）公平正义论。促进公平正义，是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他高度重视公平正义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和地位。一是强调健全社会公平保障制度。要实现规则公平，规则面前一视同仁；实现机会公平，机会面前人人相同；实现权利公平，公民基本权利一律平等。二是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要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既要把“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避免两极分化，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让所有人民群众都过上好日子。三是强调建立共建共享社会。共享社会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全面共享发展成果、共建共享发展成果，要使得人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四是强调问题导向。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要通过建立共建共享社会，让全体人民共有“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真正让全体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社会公平正义。
（四）法德共治论。法治和德治并举，是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的重要支柱。他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发挥法治对社会治理的保障、服务和促进作用。牢固树立法治社会理念，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善于用法治精神思考社会治理、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把社会治理的思想和行为全部纳入法治化轨道。习近平同志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是全社会一致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坚持法德共治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体现。
（五）体制创新论。创新体制机制，是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的显著标志。他深刻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一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是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创新。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二是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变。“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三是创新社会治理机制。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社会利益协调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突发事件监测预警机制，保证社会治理的常态化、长效化、社会化、智能化。
（六）不忘本来论。传承发展中华传统美德和优秀文化，是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的鲜明特色。他深刻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基和魂魄，我们必须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优秀传统文化是创新社会治理最深厚的根基和源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奠定最为深厚雄浑的力量。习近平同志特别注重家庭建设，他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抛弃了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放弃了根本，那无异于缘木求鱼。习近平同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实质上是强调了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精神滋养和定向导航作用。
（七）群众工作论。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是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的基本要义。他指出：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一切社会管理工作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过程都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由此可见，社会治理本质上就是做群众工作。党的群团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要有效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以更好地反映和服务人民群众的需要。思想政治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形式，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治理中加强群众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
（八）基层重心论。注重基层建设，是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的突出风格。他强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就是社会的细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他还指出：“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高度重视，表明习近平同志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为民情怀。
（九）总体安全论。树立总体安全观，是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的重大创新。他深刻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主要讲外部安全或对外安全，总体安全观则强调既要重视外部安全，又要重视内部安全。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特别是要注意防范和应对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等新型安全形态。既要重视“国土安全”，又要重视“国民安全”。既要重视“国家发展”，又要重视“国家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十）党的领导论。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是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的灵魂。一是社会治理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突出“加强”和“改善”，牢牢把握党领导社会治理的主动权；突出“牵头”和“抓总”，牢牢把握党领导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突出“制度”和“规范”，牢牢把握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权。二是以党风政风好转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净化党风政风，带动和促进社会风气向上健康发展。三是提高党领导社会治理的能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需要通过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党的基层组织扎根基层、服务基层，具有参与社会治理的天然优势。这就需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领域改革发展。可以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社会治理文明屹立世界民族文明之林的根本保证。
通过以上梳理和阐述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是一个层次分明、有机统一的系统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严谨的逻辑。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以及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品质，不仅是对我们党过去成功经验的坚持和继承，而且是对当今社会实践的凝练和升华，也是对未来发展的引领和创新。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是推动社会领域改革发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二、五年来社会治理的新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五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指引下，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目标要求，从宏观社会治理到微观社会治理，从各领域系统治理到城乡社区治理，都大力度全方位地深入推进，取得了新突破、新进展、新成效。这里仅举其荦荦大端，作个简要阐述。
（一）筑牢改善和保障民生工程。建设和谐社会、平安社会，形成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最重要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实行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方针，普遍地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同时，实行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的原则，构筑民生保障和改善工程。
一是实施脱贫攻坚战。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2015年11月，党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对脱贫攻坚作出全面部署。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细化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中办、国办出台11个配套文件。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出台118个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实施“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计划。通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脱贫攻坚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等，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得到落实。2013-2016年，农村贫困人口每年都减少超过1000万人，5564万人摆脱贫困，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也促进了社会和谐安定。
二是促进就业创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这五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通过实施扶持就业政策，推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有力地激发了社会创造力，就业创业人员稳定增加，近4年来每年新增就业超过1300万人，为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为了促进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各地方普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建立促进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多渠道增加居民财政性收入，并努力构建体现技能、知识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
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近5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实现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单位双轨的坚冰，更多地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一是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目前，全国所有省级地区都制定了新的城乡居民社保实施意见，基本实现了制度名称、政策标准、经办服务、信息系统“四统一”。持续调高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二是实施养老金并轨改革。实行了20多年的养老金双轨制正式废除，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都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待遇与缴费而非职级挂钩。三是统筹推进社会救助。国务院颁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首次将救急难、疾病应急救助、临时救助等方针政策纳入法制安排，是我国统筹构建社会救助制度体系的标志。同时，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救济和社会互助、志愿服务活动。特别是《慈善法》的颁布与实施，是我国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将开启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新时代。
五是改善住房保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加快推进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工程。构建了包括公共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旧房改造、住房公积金等在内的住房保障体系。实施公共租赁住房制度。明确提出从2014年起各地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并轨后统称为公共租赁住房，并把公租房扩大到城市非户籍人口。推进城镇住房法治化，规范城镇住房保障工作。
（二）推进社会治理基础性制度改革创新。教育、卫生、人口、户籍管理等制度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性制度，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是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方面。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好满足人民需求，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和制度安排。
——在教育领域，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逐步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教育领域的痼疾，满足人民对受到更好教育的需求。
——在医疗卫生领域，突出建立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制度。一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全民。目前，我国基本医保覆盖95%以上人口，编织起全球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世界卫生组织称赞“中国的医改成就举世瞩目”。二是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和慈善救助有效衔接。三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推进医药分开，实行分级治疗。破除公立医院以药养医机制。全面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四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016年10月，党中央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转变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这些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和制度安排。
——在人口发展方面，完善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二孩”政策的颁布，是对我国1983年以来所实行的计划生育“一孩”政策的重大调整，关系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繁衍和持续性发展。同时，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构建以生育政策、就业制度、养老服务、社保体系、健康保障、人才培养、环境支持、社会参与等为支撑的人口老龄化应对体系，积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快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和老年服务产业发展，开展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实施老年教育发展规划等。人口政策的创新，是近五年社会治理实践创新的重大标志。
——在户籍管理方面，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2014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实现市民化。2016年1月，《居住证暂行条例》施行，“居住证”取代“暂住证”，并据此享受所在城市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和各项便利。2016年9月，国务院印发《推动１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着力解决广大农业转移人口最为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以及农村“三权”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是我国社会治理基础性制度的重大创新。
（三）构建国家安全体制。这是近5年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极具标志性的重大举措。国家安全是安国定邦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的前提。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国内外安全形势，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党中央决定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一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同时，发挥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协调指挥作用。国家安全包含军事、安全、公安、司法、外交、金融等多方面的大安全体系，涵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应对安全形势趋于严峻复杂的时代挑战作出的重要制度安排。二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和《关于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意见》。规划了在新的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的指导思想、重大原则和重点任务，强调要做好各领域国家安全工作。三是修订并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该法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明确了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与任务，国家安全制度，国家安全保障，公民、组织的义务与权力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和《国家安全法》的制定，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已经并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平安中国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首要目标，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性工程，更是全国人民的期盼。国泰才能民安。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建设”被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围绕深入推进平安建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推出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社会治安防控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举措。成立了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了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出台了一系列食品药品安全、质量安全的政策措施。持续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努力遏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应急管理体系不断健全，应对危机与风险的能力明显提高。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制定和实施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健全社会治安防控网，提高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科技水平，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提高社会治安防控活动能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迈出新步伐，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实现新突破，加强和创新群众工作，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完善网络和信息化管理领导体制，制定和实施网络安全战略，加强网络市场监管。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引导社会成员确立共同防控风险的理念；推进公共安全工作精细化，实现公共安全事务共同治理。面对当前我国公共安全事件易发多发的总体态势，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并更加注重运用法律规范、道德教化、心理疏导等方式手段，提升了维护公共安全实效，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要新进展。
（五）加快社会诚信制度建设。推进诚信制度建设，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社会诚信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国务院颁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强调着力推进诚信制度建设。团中央、发改委、人民银行联合制定《青年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50个部门和一大批企业共同实施优秀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行动计划。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中，将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倡导和培育青年诚信品格纳入青年发展事业总体布局。注重加强社会信息基础设施、基础制度、基础能力建设，加快推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统一共享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健全相关方面的配套制度。建立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加强社会信用管理，建设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建设并已上线运行“信用中国”网站，为社会公众查询、了解社会信用信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动态提供渠道。积极探索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六）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部分。近五年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城乡社区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使全国城乡社区治理水平明显提高。注重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主导作用，努力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基础作用，统筹发挥社会力量协同作用。注重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提高社区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社区矛盾预防化解能力，增强社区信息化应用能力。各地普遍推行民主化、网络化、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创新城乡居民全面服务管理新模式。畅通民主渠道，开展基层协商，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推动各地立足自身资源、条件、人文特色等实际，完善社区治理模式。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行为准则。许多城乡重视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有些地方成立乡贤理事会，弘扬新乡贤文化，提高农村社会组织化水平，增强“自治组织”能力。大力开展乡风、村风、家风建设，通过加强古村落保护，编写族谱、家训等，传承向上向善的正能量。中央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与文化的保护和创新发展，也促进了平安社会、和谐社会建设。
（七）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公众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国社会治理中的短板和难点。针对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几年来，中央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清理、规范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办法。推动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致力于建立新型行业协会商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和引导行业协会商会自主运行、有序竞争、优化发展。这方面改革取得重要进展。2016年底，作为第一批脱钩试点的132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实现与行政机关脱钩，完成脱钩试点的改革目标。2016年6月，第二批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试点名单（144家）公布，第二批试点正在有序推进。2016年12月，《行业协会商会综合监管办法（试行）》印发，至此总体方案规定的10个配套文件已全部出台，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框架。制定文件提出到2020年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营造法制健全、政策完善、待遇公平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诚信自律、有序竞争的社会组织发展格局，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近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积极探索实行购买服务机制，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引导社会成员参与风险评估、矛盾调解、社区矫正、青少年教育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取得了积极效果。
（八）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按照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是近五年中国社会治理新实践的重要特征。一是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网络化与智能化。当今世界，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没有信息化就没有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这几年，国家全面推进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推动了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随后，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规范和指导未来1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制定《“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明确统筹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整合集中资源力量，为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数字动力引擎。北京、上海和深圳等特大城市积极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强化网络化、智能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标准，贵阳等在城市社会治理中更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大力推行基层治理信息化，打造“智慧社区”，不断提高城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现代化水平。二是以推行“全面依法治国”为契机，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与制度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辟了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新局面。近5年来，共制定、修改法律48部、行政法规42部、地方性法规2926部、规章3162部，同时通过“一揽子”方式先后修订法律57部、行政法规130部，启动了民法典编纂、颁布了民法总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完备；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对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理社会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国务院制定了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先后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18项，彻底终结了非行政许可审批，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公正文明执法水平明显提升。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推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逐步推行。制定实施干预司法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实行立案登记制，废止劳教制度，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得到坚决纠正，司法职权配置不断优化，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加强。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大幅提升，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明显增强。全民守法和法治社会建设迈出新步伐。设立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制度普遍实施；更加重视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化解，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日益健全。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与水平明显提高。
（九）加大环境保护与治理力度。治理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事关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安定，是加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任务。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环境保护与治理，着力推进解决影响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的环境问题，建设美丽城市，美丽乡村，改善生活环境质量，消除社会风险隐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作出明确规定：“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对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这几年，大力度地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强化环境保护法治，开展环保督察巡视，推进污染物综合防治和环境治理，推行改水改厕、垃圾处理，建立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组织制度体系；以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为抓手，逐步构建与改善环境质量的工作体系。全面启动控制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的强力监管和严格问责制。创新环保督察体制，决定建立环保督察机制。2016年7月，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全面启动，组建8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负责对8个省（自治区）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工作。2017年起，用两年时间对全国31个省市区进行全部环保督察。通过中央环保督察不仅提升了地方党委政府的环保责任，而且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环境问题，推动地方建立环保长效机制。各地普遍清理“散、乱、污企业”。国家旅游部门发起的“厕所革命”，在全国旅游系统大张旗鼓地推进，不仅有力地改变了当地旅游环境，也带动了全社会的“厕所革命”。江苏邳州市等许多地方还开展了创新公共空间治理行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为之改观。
（十）全面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最鲜明特点，也是社会治理领域实践创新的最突出标志。党风决定政风、社风、民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这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与组织保障。实践表明，从严治党、惩治腐败是最大的社会治理，是理顺民心、实现党长期执政、确保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之举。5年来，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环环相扣，老虎、苍蝇、蚊虫一起打，惩治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对端正党风发挥了重大作用，伸张了正气，刹住了歪风，赢得了党心民心，极大地带动了政风、社风、民风好转，也推动了社会治理创新发展。针对群团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刀阔斧地改革群团组织。中共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党中央制定并实施工会、共青团、妇联和文联等群团组织的改革方案，提出一系列改革部署和举措，有力地推动了群团组织改革的顺利进行，使群团组织更好践行群众路线、服务群众，更有效发挥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这几年，还大力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使党的建设覆盖到各类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各个城乡基层，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这些措施，对全面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五年来社会治理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五年，我国社会治理思想创新与实践创新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这不仅有效助力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且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新境界。
（一）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新境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与创新社会治理的思想与实践，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观察和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治理新理念新思想新决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坚持、继承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思想，使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例如，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思想，不仅回答了社会治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还回答了社会治理的评判标准和行动准绳问题，提出了检验社会治理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群众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群众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切实保障。这就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的思想，内化为既有明确指向又贯穿于党的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并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又如，以民生为本的社会治理思想，从根本上纠正了以往那种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重管控轻民生的倾向，并推动实施一大批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程，着力形成改革发展与社会治理的最大公约数，有利于从根本上实现良政善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全面进步。这一系列创新性的社会治理思想和实践，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
（二）开拓了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的新境界。“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由“管理”到“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思想更深刻、内涵更丰富。“社会治理”更加突出了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有利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更加突出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创新思想，强化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权益保障制度和首创精神；更加突出民主政治和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社会治理要着眼于扩大人民民主，建设法治社会，提高社会治理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更加突出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运用经济、法治、教育、行政等多种手段完善社会治理方式方法，标本兼治；更加突出全面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引领社会治理，以党风的根本好转推动政风、社会风气净化，以各级党组织自身建设为实现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现代化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与组织保证。这些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管理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治理转变。
（三）开拓了中华优秀文化与现代社会文明相融合的新境界。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这就决定了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独特道路。习近平同志坚持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善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几年社会治理思想创新与实践创新，是在总结中国悠久的治理传统和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经验教训，以及借鉴吸收人类社会现代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进行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将世界现代文明先进理念、有益作法进行分析鉴别和选择性吸收。更加重视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法治德治并举，他律自律结合；更加重视发挥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教化功能，发挥当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最佳效果；更加重视家庭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地位，更多地发挥家庭的生育、婚姻、养老、教化等社会功能，并与现代社会文明进步质素融和发展。这些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是对社会治理的文化价值维度的重大发展，开拓了现代社会治理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新境界，进一步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精神支撑与凝心聚力的作用。
（四）开拓了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的国际社会治理关系的新境界。近5年来的中国社会治理思想与社会实践创新，具有全球视野性、国际前瞻性、人类关怀性。倡导“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实践，开拓了国际社会治理的新境界。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需要弥合；热点地区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习近平同志面对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目标，符合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共同追求，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对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国际国内环境与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与实践探索的伟大成果，为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打开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