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县（市、区）中，县域社会治理水平最好的地方在哪里？
12月25日，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发布了——2022中国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榜单。杭州市滨江区、深圳市光明区、金华市义乌市、湖州市吴兴区、深圳市南山区、广州市越秀区、苏州市吴江区、杭州市余杭区、苏州市张家港市、长沙市长沙县等入选前十强。
这个榜单，不比经济数据，比的是社会治理能力，拼得是群众、企业的获得感。其意义不仅在于给县（市、区）排座次，“而是刻画中国县域社会治理的新进展”，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说。
过去的近一年时间里，全国各地面临疫情常态化防控压力，县域社会治理，遭遇了严峻考验。分析榜单，各地在社会管理维度得到大幅度强化，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了基础。
但另一方面，政社共治、社会自治等平均得分都低于往年，这是社会自治活力有所减弱的标志。冬去春来，发挥社会各方面作用，重新激发全社会活力，将是接下来县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
一
细看数据，我国县域社会治理水平，呈现“东强西弱”的特点。
百强榜单显示，我国东部地区共计83个县（市、区）入选，比例与去年保持一致。中部地区有11个县（市、区）入选，主要分布在湖北、河南等省份。西部地区，四川省入选3个县（市、区），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则分别入选1个县（市、区）。
其中，浙江、广东、江苏三大省份入选的县（市、区）在全国范围内依旧遥遥领先，分别入选32个、20个、17个，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继续成为县域社会治理的两大高地。山东、湖北、福建、四川入选数量也较为可观。
浙江在县域社会治理中，处于领跑位置，入选全国百强榜数量继续保持增加。其中衢州衢江区，丽水市松阳县、温州市平阳县，等山区26县进步势头明显。自2021年，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来，浙江针对群众生育、健康、教育、养老等“急难愁盼”问题，努力推进“浙有善育”“浙里健康”“浙里康养”，特别是让山区群众也更好的享受到公共服务。
与此同时，浙江以数字化改革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推动社会善治，提升省域治理现代化水平。比如，平安风险预警预测防控平台、“浙江解纷码”“移动微法院”等数字化应用，为“平安浙江”注入时代内涵；成为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等，安全、放心，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居住在浙江最直观的体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社会管理、政社共治、社会自治等领域评价中，浙江省均有3个以上县（市、区）跻身前十行列。
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沈永东说，这反映了浙江省在经济均衡充分发展、多元协同共治、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都处于相对领先位置，有能力为人民提供相对优质的社会环境和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
二
习近平同志说：县域治理最大的特点是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对上，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中央和省市的工作部署；对下，要领导乡镇、社区，促进发展、服务民生。
关于县一级的百强榜单很多，多个机构每年发布榜单，但主要的数据指标更多考量的是GDP、财政收入等数据。
县域社会治理百强榜的价值，在于对各地社会治理水平进行量化评价，更多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惠和协调，有着鲜明的时代性。
对社会治理的评价相对感性，进行量化并不容易。在指数模型构建中，社会治理被解读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政府与社会共治、社会自主治理”。同时，在实现方式上，强调科技支撑的作用。
因此，评价模型的核心为四个维度——社会管理、政社共治、社会自治、科技支撑。再分设党建引领、经济活力、公共安全、法治保障、民生保障、政府支持、社会参与、村（居）民自治、社会组织治理、政务服务技术能力、智慧基础设施建设11项一级指标，26项二级指标和78项三级指标。
浙江大学从2019年开始，就确定样本、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指数测评与合成。2022年全国百强县（市、区）的平均得分84.64分，相较去年平均得分72.6分，提高了12.04分。但在四个子指数方面，社会管理平均得分82.22分，显著高于去年的71.63分，提高了10.59分。
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陈丽君教授认为，这是过去一年，我国各省份在多轮疫情冲击下，积累了新冠疫情防控经验，构筑了相对成熟的治理体系，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得到大幅度强化。
以领跑的杭州市滨江区为例，社会管理得分为86.21分。
2022年初，滨江区遭遇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袭击，疫情呈现点状散发和局部聚集性，防控难度前所未有。为此滨江区在配齐网格“1+3+N”（网格长，专职网格员+兼职网格员+网格指导员，其他人员）力量基础上，全面推广楼道微网格机制，党建引领，行政主导，划细网格，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项经验也在全省得到推广。目前，浙江由原先6万多个网格，调整优化为8.5万个、并细化微网格45万多个，形成“村（社区）—网格—微网格（楼道、楼栋）”治理体系，全覆盖建立网格党组织。
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有专家认为，考察社会治理是否有效的一个核心指标就看它有没有活力。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是实施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很多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群体事件，可以让广大群众和社会组织来解决需求。
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仍然任重道远。今年的数据显示，在县域社会治理领域，政社共治、社会自治、科技支撑等领域的平均得分都出现下降。为了提升疫情防控效率，群众及其他治理主体往往有序配合政府相关工作，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自治力量的创造力和自主性，造成社会自治活力的下降。
当前，疫情防控已经进入新阶段，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实现“保健康、防重症”与“保稳定、促发展”有机结合，重新激发经济社会活力，考验县域社会治理能力。
比如，对于数字化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需要再认识。过去这段时间，疫情防控实践了加速政府数字化实践，数字化技术被政府广泛应用于疫情防控、人口排查、应急管理等领域，在提升社会管理能力与疫情防控水平方面成效显著。
但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有去中心化、普惠性的特征，为社会自治提供了较大发展空间。比如，始于疫情防控的嘉兴“微嘉园”社会治理平台，用户数已达253万，日均活跃用户达40万，是嘉兴百姓使用频率最高的数字化应用之一。这里已成为一片火热的线上社区空间。
眼下，“微嘉园”互助板块成了当地居民们自发交换口罩、退烧药的平台。平台上还有心理咨询师为群众在抗疫过程中提供心理辅导。“居民呈现为分散状态，个体需求更多元。不同于过去的熟人社会，现在都是‘陌生人’。”嘉兴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应培国说，通过数字空间重建熟人社会，这也是“微嘉园”的重要探索。
除了政府力量外，眼下浙江一支支由群众自发参与成立的村社万支小分队，正活跃在基层一线。他们对有就医用药需求的居民群众，及时代配代买药物，协助重病患者送医就医。
参与其中的有快递小哥、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等新社会力量，他们为做好物资配送、跑腿代购等服务提供重要帮助。这也让我们看到了，除政府外，市场、社会等各方力量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有专家说，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加、减、乘、除”。
“加”即赋权增能，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让基层有人有权有物；“减”即减负减压，让社区工作者从无谓事务中解脱出来；“乘”即科技赋能，依托数字化手段推动社区数据共享、运用，为社区精细治理、精准服务提供支撑；“除”即革除弊端，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一刀切”思维，发挥基层主动性、积极性。
这也是未来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