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贫困”人口是决胜全面小康道路上的最弱项，要打好脱贫攻坚战，尤其是针对最后的“深贫”人口，必须在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的大扶贫框架下，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扶贫优势与“深贫”人口的脱贫劣势进行有效对接，在可持续性目标的导向下，综合施策，才能取得良好脱贫效能。
构建精准的问题解决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准脱贫是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中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攻坚战。”强调精准，是对粗放式扶贫方式的超越，“就是要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扶持，确保扶贫资源真正用在扶贫对象身上、真正用在贫困地区。”简单来说，就是要在解析“深贫”人口致贫因素的复杂组合性基础上，将国家和政府提供的扶贫资源进行精准有效配置。
一是强化对复杂因素的精细解析。“深贫”人口的致贫因素具有多维复杂性，要保障政府资源能够“对症下药”，必须以多维贫困为视角，对致贫原因进行精细分析。在厘清“深贫”人口的劳动能力、技能水平和脱贫意愿等主体性因素，以及资源匮乏、环境恶劣、制度约束等区域性因素在个体致贫上的主次矛盾和综合作用以后，按照“先重后轻、先易后难”的思路，优先解决致贫的主要矛盾，渐进、有序地解决其他矛盾，从而系统地解构其贫困。
二是强化对要素组合的精确分析。“深贫”人口之所以脱贫难，与致贫要素的复杂组合相关，尤其是主客体层面因素之间的组合产生的叠加性。这就要求在面对复杂的叠加性问题上，必须精确区分责任，政府要帮助解除阻碍“深贫”人口自主脱贫的限制性因素，也要给予“深贫”人口以足够的扶持，对他们进行“赋权增能”，培育其自我减贫的能力。
三是强化对需求帮扶的精心定位。扶贫干部只有真正沉下心去，在明确差异性、异质性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指导，才能摸清楚以家户为单位的农民的真正需求和需求的变化性，也才能真正保障国家的扶贫资源用到刀刃上，起到反贫困的效果。
构建有序的发展适应机制
深度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脱贫，最重要的莫过于提升他们适应现代市场的能力。选准一个产业往往是撬动脱贫、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为此，必须处理好“深贫”农户、产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是深化产业的市场适应性。产业扶贫的关键就是要选准产业，选准产业首先就是让产业有市场，探索、挖掘能为其产生高收入增长的机会，成为破解深度贫困的关键。在国家精准扶贫方略的指导下，要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根据村庄独特的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和市场发展的需要，选好适宜的扶贫产业，将市场导向与政府规划有效结合起来，以防止不顾市场规律的盲目“上马”，那将不仅劳民伤财，也影响深度贫困农户脱贫的可持续性。
二是深化产业的农户适应性。扶贫产业是以为贫困农户增收为导向的，政府不能以产业的未来可期待的利益强制要求深度贫困农民转变生产结构，必须照顾到“深贫”农户的自主需求层次、劳动力状况和产业习惯，以形成适应性的脱贫参与。对于有劳动能力的“深贫”人口，要强化实质劳动的投入性参与；对于老弱病残或半劳动人口，通过发展公益性岗位和就业劳务补贴的方式进行公益性参与；对于缺乏劳动力的农户，尽可能鼓励发展家庭型产业或庭院经济，进行兼业性参与。同时，要将针对深度贫困农户的短期脱贫产业与长效扶贫产业进行有序配合，既实现“深贫”农户脱贫的及时性，又实现其脱贫的长效性。
三是深化产业的分利适应性。“深贫”农户的市场抗风险能力极弱，通过组织联结型和大户带动型的产业发展来实现劳动参与性脱贫，是一种可行的方式。这种产业不追求做到多大，而在于产业的可持续性。这当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处理好农户与产业“集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对于深度贫困人口来说，“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如果不能在产业的利益分配中处理好“深贫”农户利益与产业“集体”利益的关系，实现脱贫可持续就是一句空话。为此，要探索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既要让“深贫”农户在产业发展中获得可持续的利益（而不是被排斥在利益之外），又要让产业能够在足够资本的积累中不断持续下去。
构建深度的社会联结机制
“深贫”人口的脱贫难度之大，表现在经济上的增收困难，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社区社会资本的缺乏。要让深度贫困的农民个体真正脱贫，必须强化个体与个体之间，尤其是个体与基层组织之间的深度联结。通过群体性的力量消除个体的孤立性，从而化解“深贫”人口的社会脆弱性和时空延展性。
一是活化党组织的政治联结方式。农村基层党组织是联系群众的重要阵地，也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核心力量。习总书记强调要“抓好党建促扶贫”，就是要在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有效性中推进其与贫困群众的深度联结。要按照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吸纳年轻党员、能人和新乡贤返乡回村，不断更新党员干部队伍，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同时，要加强党员与群众的深度联系，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加强对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特困人员等人群的关爱服务，通过这一系列努力，让“深贫”人口在政治上找到归属感，进而加强“深贫”人口对党组织的政治认同。
二是活化村与户的治理联结纽带。“深贫”人口缺乏积极参与村庄事务的自主热情，即便他们接受了来自政府的扶贫资源，也很难使其自主生成积极参与的心态。只有让“深贫”人口真正参与到扶贫项目中，才能消解时空再生产的症结，保证脱贫的效果经得起检验。一方面，要通过治理重心下移、多层次协商组织构建等多元的联系方式，增强“深贫”人口与村落社区的联结。另一方面，要在干群关系层面建构一种从动员到自主的治理行动路径，切实改变村干部的工作作风，充分运用乡村社会的说理、讲情等本土化的工作方法，在有限有效满足农民的微心愿中提高“深贫”人口脱贫的主动性。
三是活化乡村社会的联结基础。深度贫困的发生往往具有集聚性的群体特征，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基于社区的群体脱贫氛围及其反贫文化。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化进程加深，进而消解了农民之间的传统性互助、互惠关系，但农民的外化流动并没有完全改变“根在农村社区”的现实，高密度的社会交往和基于共同祖先的象征性记忆的再生产都是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本，它能够成为村民联合起来解决自身家庭困难的有效基础。只有形成这种共通性的社区互助致富文化，贫困农民才能真正发现自身在社区中的价值，而且通过社区的这种互动能够形成对贫困农民的压力，使其形成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来实现自我减贫。
为了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必须整合来自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全方位力量来构建深度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脱贫机制。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指导下，将“深贫”农户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扶贫优势进行有效对接，构建具有精准性、适应性和有弹性的贫困治理机制，将扶贫优势转化为治贫效能，进而破除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难题。
（作者单位: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