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灾应变是国家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社会遭遇各种突发事件，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危机，国家治理体系应发挥对危机及时发现、及早预警、及时应对的功能，有效化解、转危为机，保障社会稳定底线，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经济社会继续平稳有序发展。
“十四五”时期，应将提升防灾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确立为重要国策，构建强大的防灾应变体系，培育强大的防御灾害能力。
将主动防灾应变理念提升到确保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长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今年以来，党带领人民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决定性成果，展示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在防灾应急方面的短板和漏洞。
当前，世界和中国正在发生一种深刻变化：由关注繁荣的发展转变为更加关注安全的发展。我们必须以安全为基点来考虑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不仅把公共卫生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的战略高度，也要将主动防灾应变理念提升为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应对高风险和高度不确定状态的思想准备和行动自觉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许多磨难，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抗争史。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深刻意识到，这种斗争不是跟自然作对，而是顺应自然规律，让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事实上，防灾应变的前提是深度认识、尊重并顺应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本质与特点，遵循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人类活动规律。
首先，就人与自然关系而言，一方面，人类借助现代科学和工程技术力量加强了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另一方面，人与自然越来越密切地融为一体，从而越来越依赖于自然界。时至今日，人对自然界的不合理利用已经引发了自然界日益强烈的反抗，各种传统、非传统的自然灾害直接威胁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破坏社会稳定与发展。我们要深入研究自然规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努力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其次，就人的社会生存方式而言，要充分认识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是人的能力逐渐提升的过程，也是社会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从而变得更加脆弱的过程。我们生存的城市群是一个有机有序的复杂巨系统，这个复杂巨系统中的任何要素、方面、层次和局部出现问题，都会造成巨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系统性破坏。因此，我们要对人的生活行为有所规范。
再次，就世界范围内的价值分化和智慧博弈而言，更大的风险和更严峻的挑战来自不同个体、群体、种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分化与价值对立，以及由此引发的智慧博弈和力量抗衡。
以上不同方面的风险彼此交错、相互交织，易于形成风险系统，引发危机风暴。这种危机风暴不仅触发阈限低，而且往往暴发迅速，瞬间扩张，还往往多发、联发，造成多种严重后果。
建立强大的防灾应变体系，培育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确立防灾应变体系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战略地位，提高对防灾应变的战略把控力。一个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是常态性发展保障体系与非常态防灾应急体系的有机组合。从当前疫情引发的世界性危机角度和不确定性角度看，尤其需要我们从补短板、强弱项和补漏洞等多方面加强非常态防灾应变体系建设，使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全面、完整和有效。
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的防灾应变评估体系，提高防灾应变的科学决策力。要根据新时代自然、社会和人类一体化发展规律，从确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稳定发展和人类安全健康等方面对自然、社会和人类阈限列出清单，划出底线，制定标准，增强工程安全系数，提高自然承载力、社会稳定力，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努力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防灾预警预报体系，提高防灾应变的超前预警力。应坚持预防为主的理念，不断提高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认识能力，创造并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拓展和深化对各类灾害的预研、预警、预报能力，及时发现“黑天鹅”事件、识别“灰犀牛”事件，探索科学有效的应对途径和机制，构建起完备的防灾应变国家体系。
努力构建科学有效的救灾减灾体系，提高防灾应变的有效救援力。将防灾应变体系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方面、层次、角落，率先应用高科技和信息化手段，提高远程化和智能化水平，提高防灾应变的级别和层次，提高相关设施建设标准，确保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相关设备和物质储备，夯实防灾应变的科学技术和物质资料基础，使之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内在组成部分。
建立全面防灾应变动员体系，提高全民防灾救灾的主体性能力。要根据各方面各领域各行业各地域各类别特点，开展与之相应的防灾应变教育和经常性演练，加强跨行业、跨领域的协同合作，提高整体性应急动员力，使之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最大共识和共同行动能力。
（作者：欧阳康，系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省应急管理与城市安全运行专家组组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综合研究”〔19ZDA113〕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