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服务大局、保障大局，强化安全风险研判，创新安全监管方式，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指导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强大支撑，也显示了“中国之治”背后的制度优势。
在全国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认为，在总结疫情期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补短板、强弱项，提升精准度，有助于推动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
运用制度优势，构建应急体系
此次疫情暴发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指挥，迅速成立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对疫情防控的突出问题、关键节点，都及时提出了明确具体要求。这些果断决策对后来全国疫情的防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从以往经验来看，巨灾的高效处置无不得益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夏照帆说，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势，完善各级党员干部和基层党组织等构成的组织网络，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应急管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新冠肺炎疫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控制，得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说，应急管理工作具有急难险重、任务量大、点多面广的特点，经常要进行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跨领域协调。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运用好这一显著优势，构建一个统一指挥、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体系。未来，我国应急管理应继续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思路，进一步厘清中央与地方的责任，注重夯实地方应急管理基础，使资源下沉、力量下倾。
对此，夏照帆持同样观点。她认为，未来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集中，类似于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会不断增多。政府应该加强顶层设计，把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上升到国家战略，做好规划和预案设置。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水平结构性差异明显，应急救援资源配置和专业能力也存在区域性差异。全国政协委员、西华大学副校长郑鈜认为，针对不同类型突发事件具有关联性、衍生性等特点，加快综合性应急救援中心的建设迫在眉睫。“我建议将加快建设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他说，应从国家层面来规划区域应急救援中心的建设，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系统综合、立体全面的应急救援体系。
加强信息化建设是提高应急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也是增强监管时效性的有力抓手。回顾应急管理部门在应对疫情时采用的线上审批、线上培训、远程执法等创新监管手段，张兴凯认为，可以从制度层面把特殊时期的经验做法加以固化，综合提升应急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秉持法治思维，理顺体制机制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在采取应急措施时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支撑。坚持依法管理，要把应急管理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使法律跟上突发事件的发展要求。
对此，全国政协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认为，要系统梳理和修订应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完善和细化重点领域标准规范，形成国家应急法治框架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宝生也在题为“进一步理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提案中建议：“尽快修订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与现行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相适应。”此外，韩宝生还建议，在中央层面设立国家应急委员会，相关行业部门为成员单位。
应急委日常工作主要是应急体系建设和风险防范，遇重大突发事件直接转为指挥部，负责信息汇总、综合协调，并为指挥人员提供辅助决策，省市县也可照此设立。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体系涉及民生、医疗、抗灾物资、生活保障、交通、物流等行业。作为行业中的产能主体，民营企业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全国政协委员、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煜建议，通过立法的方式，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国家突发事件应对体系中的作用。他认为，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增设将民营企业纳入国家突发事件应对体系的法条，从法律、法规上明确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共同承担国家突发事件应对的责任，发挥民营企业在应急物资的生产、储备、配送等任务中的作用。
数据互联互通，加强物资保障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我国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提出了严峻考验。“回顾此次疫情防控，监测响应时效性欠佳，应急保障物资生产、配置渠道不畅，人员流动态势掌握不全，个人卫生信息漏报、瞒报等现象，暴露出我国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数据的采集、分析、利用、决策等能力不足，迫切需要在国家应急体系建设中实现全要素全产业链的数据互联互通，实施‘一盘棋’管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建议，通过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为应急物资保障提供支撑。
在这次疫情应对中，制造业的应急产能是战“疫”的有力保障，很多企业迅速搭建生产线，优先保障应急医疗物资供应。徐晓兰认为，通过搭建互联网平台，保障应急态势下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快速响应国家应急管理需求，向有潜在熔断风险的供应链“短链”聚集，从而实现在原料采购、订单需求、生产加工、物流配送、销售使用等各环节的数据动态采集和优化调度，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如何保持这些企业的产能，以备不时之需，是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化工研究院首席专家张明森建议，一方面要摸清应急物资的产能情况，建立台账；另一方面，对此次疫情防控中组织建设的应急物资生产线可以通过日常养护、低产量运行，保持其生产能力。
推进社会共治，构筑人民防线
由于缺乏应对紧急风险的防范意识和应对知识，普通公众在身处紧急风险状态时，容易产生恐慌情绪，很难有效应对。
在疫情暴发初期，大量人群抢购口罩、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物资，造成了抗疫物资短时间内的流通困难和结构性短缺。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认为，政府应制定《紧急状态家庭应对指南》，引导民众增强紧急风险防范应对意识，科学储备应急物资，实现自助自救，更加有效抵御紧急风险对于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造成的影响。“只有增强全民风险防范意识，对社会公众应对紧急风险状况给予官方指导，才能适应当前社会公共安全发展形势的需要，全面提升我国应急管理的整体水平。”周洪宇说。
“如何通过适宜、有效的教育，让我们的孩子从小了解灾难，知道如何积极有效应对灾难？”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园长柳茹今年的提案聚焦儿童的防灾减灾教育。柳茹介绍，目前我国的灾难教育还存在一定短板。比如，多倾向于防灾救灾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在情感、态度、价值观层面的引导相对欠缺；课程体系尚不完善，安全教育在很多时候流于形式。此外，教师群体对相关知识的储备不足、专业素养欠缺。为此，她建议，要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开展灾难教育，并将其作为中小学的必修课，依据儿童的年龄特点、成长规律，从价值理念、目标、内容、实施等方面形成前后衔接的课程体系，并开发相关教材。
对于应急学科建设，夏照帆建议，加强对国内外各类灾难（包括事故）的调研，研究灾难发生的规律、产生的影响，并以对灾难等突发事件的调研结果为依据，开展相关学科建设。同时，把灾难（事故）通识教育作为对应急救援人员的培训内容，在日常宣传教育工作中加以普及。
让大众科学理解灾害预警信息，更好配合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非常重要。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卫星气象研究所所长张兴赢认为，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国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另一方面要开展科普工作，让高科技飞入寻常百姓家，提高人们对监测预警信息的科学认识。此外，在救灾赔付方面，他建议积极建立商业性巨灾保险，作为基本巨灾保险的补充，并充分满足地区差异化保障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