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积极推进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网联合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以及中国知网共同发起“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公益大讲堂活动。
活动邀请公共安全、行业安全、应急管理等领域的众多学术大咖云集大讲堂，结合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的新形势，聚焦公共安全问题，深度分析我国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发展概况、问题挑战与未来趋势，为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技术、方法和路径支撑，推动应急管理能力建设。
“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公益大讲堂活动依托中国知网在线教学服务平台（http://k.cnki.net/），于2020年4月以直播课形式向公众推出，其后授课精要内容将陆续在人民论坛网（www.rmlt.com.cn）上刊发。近日，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许欢博士精彩开讲，反响热烈，现将精彩观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疫情防控的隐形力量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看到并亲身感受到了来自各方力量，包括国家和政府在组织和保障上的力量、民间机构在志愿和互助上的力量、企业和个人在物质援助和共同抗疫上的力量，而这里面，还有一股力量无比重要。它就是来自我们每一位亲历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老百姓所集体呈现的安全素养的力量。
在疫情的第一阶段，小部分公众的安全意识被唤醒，但更多的人还处于比较混乱模糊的状态，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为混沌期，在这个阶段中，一方面网络上充斥着各种鱼龙混杂的信息，让公众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公众表现出的自我防护意识和防护态度参差不齐，安全文化水平更是差异巨大。所谓的混沌期，是因为公众对于政府的引导和科普需要一个理解接受和自我消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初由于知识背景、文化程度、观念意识等差异巨大的老百姓，在面对疫情的认知上逐渐统一，行为上逐渐趋同。这个科普时间的长短，充分体现公众基于日常积累的总体安全文化水平。从这次疫情的爆发，政府在这个混沌期进行的引导和科普，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公众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和改变，也充分说明了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结束了混沌期，公众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安全知识的爆发期。从1月末到2月中旬，各地民众基本处在居家自我隔离的稳定阶段，在这一时期，关于疫情的舆情信息以及安全文化知识的科普宣传进入了爆发式增长阶段，但在此过程中夹杂部分舆论信息乱象，公众对有效信息的甄别能力也暴露出不同社会群体安全素养的差距。这一阶段，政府、行业、专业机构、学术专家等都为安全文化的科学性、规范化以及有效传播付出了大量心血。专业媒体组织、自媒体都参与到疫情相关信息的传播链条之中。
2月中旬以后公众走向了安全素养的成熟和科学养成阶段，抗疫工作逐渐显露成效的同时，安全文化建设侧重于疫情后期安全理念的深度辟谣和文化阐述分析。相应地，公众安全能力极大提升，积极参与各项安全文化内容传输，并持续开展安全互助。
3月中旬开始，到了第四个阶段——安全文化的适应期。我国疫情防控重点也从“内防扩散、外防输出”转向“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社会层面的安全文化环境以及公众安全素养也转向了对新局面的不断适应和进步阶段。
“常态化”是目前我们所处的时期，常态化疫情防控意味着持久战，意味着我们还不能放松警惕。权威院士、专家们不断通过媒体呼吁民众重视“常态化”防控期间的安全防护和行动。
每一次的事故和灾难，都会成为一次公共应急处理和避险知识的普及课。疫情让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安全素养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公共安全治理的基础，公民安全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政府公共安全治理的效果，加强安全文化培养迫在眉睫。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健全危机管理制度、推广安全知识并传播安全文化。从个体的视角，全民的公共卫生意识得到提升、应急科学的观念加强、科技防疫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升；从组织的角度，国家意志得到强化、应急体系现代化进程加快、全社会形成共治共享的文化氛围、应急科技体系获得发展。
在对疫情的回望中，我们看到了全国上下在安全素养和能力上的集体展现，这种强大的无声的力量，不仅仅让我们顺利走出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更让很多外国人重新看待中国文化。
安全素养和能力的发展及衍生路径
安全素养是指人们为预防、避免、控制和消除意外事故或灾害而形成的内在品质和能力的总和。安全能力是安全素养的核心内容，是个体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内化后的集中体现。安全素养和能力来源于安全文化的发展，安全文化作为全社会共享的价值理念、行为模式，是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基础，是第一道生命防线，也是第一时间的救援力。
国际上关于安全文化的研究从单纯研究技术、解决安全问题上升到了安全文化理念的研究。安全文化是以预防为主，从本质上解决安全问题的，将“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进行主体化的内在转变。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并积累了赈灾、除害、节约、仓储和治水等防灾减灾救灾思想和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安全文化。安全文化作为一个正式的研究内容，是从1992年开始的，非典之后，公共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国民共识，安全文化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国家从政策层面进行了顶层的规划和逐步的推进。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5月12日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在安全文化形成的20多年中，国际社会已将它视为各国经过若干次灾害后形成的独有应对手段。在去年举行的第六次全球减灾平台大会上，联合国发布了《2019年全球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提出在一个人口更密集、网络化和全球化的社会中，风险的性质和规模愈发不可控制。在复杂多变的公共安全形势下，人在风险防范和应急救援中的意识、判断和行动就显得非常重要，需要安全文化建设作为基础支撑。
新时代安全文化体系建设
当前，我国安全文化体系建设和发展迎来了历史的新机遇，完善安全文化体系是面对复杂严峻灾害形势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具体可以从以下三部分做起。
第一部分，建设和完善我国安全文化教育体系。“提升安全意识，培育安全技能”，从保障公众生命安全为出发点，这正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要提升安全意识，我们需要构建全类别的安全文化知识体系；培育安全能力，则要建立全链条的安全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安全文化教育体系，还需要综合考虑“灾种、场景、受众”的匹配，创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保障教育资源多元化与获取知识路径多样性。营造人人学安全技能、人人可互助应急的良好社会氛围，实现全民普及、终身学习、开放共享的公共安全教育新业态。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根据学院的专业优势和科研能力，在长期的教学和教研工作中逐渐积累并逐渐开发一套面向五类人群的安全文化知识培训体系。安全文化的教育，要简单明了、容易理解、便于记忆。
除了理论知识的学习和传播，体验和演练也是必不可少的。很多的安全事故，并不是我们不知道理论上该怎么做，而是在危急的时候会因为慌乱而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因此，要通过技能培训形成肌肉记忆，要真正发挥安全教育的效果，需要一套有针对性的安全技能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公众的安全能力。
我们把能力培训的对象大致分为五类，每一类所需要进行的体验式内容和演练都是不同的。第一类是公众，对于老百姓的安全技能，要针对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安全事故，结合当地的自然灾害发生情况，通过社区、村委会等基层单位，开展相关的培训活动；第二类是儿童及青少年，提供寓教于乐的体验式、沉浸式教育，开发一系列不同阶段的教材和体验性互动性课程，使学生能够真正形成从记忆到行动的闭环；第三类是专业救援队伍，以应急救援专项演练为抓手，提升队伍的灾害救援和应急处置能力；第四类是政府机构和相关组织，作为风险管控和应急管理的主管部门，对于领导干部的应急处置演练和情景推演模拟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第五类是安全生产从业人员。对于专业技术的安全技能培训，相关企业单位都会开展，需要提升现有的培训内容和实操训练，从安全技能上进行专项提升。
安全技能培训需要有针对性的场地，目前也有很多省市在应急管理部的指导下进行相关的体验场馆的建设，包括针对不同群体的场馆的内容设计都应该有更为针对性的项目。
第二部分，安全文化产业发展。在安全文化产业市场上，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缺口，市场发展空间巨大。由于疫情，很多老百姓开始考虑个人、家庭安全物资准备，这无疑会成为未来新的消费增长点。
培育全社会安全消费的理念，引导个人、家庭为安全防护进行日常的投入性安全消费，包括安全防护产品、安全知识培训和安全技能体验等，引导社会单元、政府合理购买安全服务，将安全服务以托管的方式来降低安全投入，提升安全保障。通过全社会安全消费理念的提升来带动安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部分，发展安全文化、提升城市韧性。我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各种复杂的风险问题不断涌现，如何提升城市韧性，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韧性城市建设的基础就是提升公众的公共安全素养和能力，提高安全文化总体水平。通过安全文化体系的构建，将“安全+”理念渗透于各领域、各行业，提升公众安全能力，建设安全发展型城市，从本质上提升城市韧性。
正如范维澄院士所言，公共安全的发展，需要依靠技术、管理和文化的三轮驱动，才能真正实现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