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无为”思想作为怠政、懒政的借口，甚为荒唐——
个别干部“不作为”“慢作为”，“怠政”“懒政”，而且把老子的“无为”思想搬出来作为理论根据，甚为荒谬。干部不作为，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也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曲解。
老子的哲学充满辩证思想。老子论道，始终是从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的，从来不会把任何一方面单独割裂出来、孤立起来看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两两之间都是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矛盾共生、相比较而存在的共同体。同样，“无为”也是老子《道德经》的一个范畴，与“为”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为人处事、治国理政的一个方法论，目的是告诫人们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困惑中，处理好“无为”与“为”的关系，达到善行、善为、善治。
老子的“无为”思想，源于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决不是消极的不作为思想，“无为而治”不是不治。老子从“无为”与“为”相互统一、辩证施治的基本思想出发，把二者看作对立统一的两个侧面，如何运用要因时因势因事而择之，不能万变而只用其一。在老子生活的那个具体时空里，针对社会历史现实，老子提出的方案就是止争息战，让百姓回归和谐有序的正常生活，这时在“无为”与“为”之间，“无为”显然成为矛盾解决的主要方面。因此他更多地强调“无为”，指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就是让统治者不扰民，让社会回于平静，“复归于朴”，让百姓食甘服美、安居乐俗。因此，老子思想的初衷是要处理好“无为”与“为”的关系，需为时则善为，不为时则不可乱作为。
“不为”与“为”都是善为、积极作为。老子列举了善为的多种情形，形成了关于统治者作为的完整思想体系。一是“爱国治民”的正确政绩观。“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爱国治民，能无为乎？”都是强调治国者（圣人）要以百姓为念，不能骚扰百姓，让人民过上一种自作自息、恬静自怡的生活。二是从细处、易处做起的方法论。“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统治者要善于做小事、容易的事，以小成大，以易克难。三是持之以恒的作为模式。“治大国若烹小鲜”，统治者做事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忌讳朝令夕改，使民无所适从。“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成就大业不可半途而废，要做到敬终如始，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四是做事而不出事的衡量标准。“善建者不拔”“善行，无辙迹”，做事要树立实践标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能使今天的成就成为明天的败笔，也不能为做事而搅得鸡犬不宁，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要做到“功成而弗居”，不贪己功，事遂而身退。五是致虚守静的创新精神。道大、逝、远、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致虚极，守静笃”“静之徐清”“动之徐生”“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统治者要永远保持谦虚无我的心态，才能走得更远，推陈出新，水流不腐，静久生动，动中守静。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我们强调党员干部要习惯于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但这决不是让干部不作为，而是要明白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处理好“无为”与“为”的关系，做到愿作为、善作为、敢作为。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一方面，要守住不为的底线。不能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从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另一方面，要抹亮作为的光线。党员干部应当增强责任意识、使命意识、进取意识，用铁的肩膀担负起该担的责任，决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要做战士不做绅士，敢于亮剑，敢于斗争，推动形成想作为、敢作为、善作为的良好风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共产党人担当作为，就是要增进人民福祉，补齐民生短板，“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有余以奉天下”。
（作者为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