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9年12月21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到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充分说明，党中央将“三农”工作置于重中之重。
抚今追昔，结合“中国之治”和湖南省情，作家吕高安撰写成“农耕文明与国家治理”纵横谈上、中、下3篇，我们特地编发，以期对发展“三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决战决胜全面小康，弘扬农耕文明精神，在思想上、理论上乃至行动上有所裨益。
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古往今来,农业和粮食都是人类生存和治国安邦的首要之务。从古至今，从质的安全到量的安全，粮食问题与农业立国这个重大命题，始终是我们国家绕不开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兜底工程。
“农业立国”是基本国情
远古，先祖茹毛饮血，渔猎动物，采集野果，聊以果腹。当大自然的施舍，远远满足不了生存需求时，人们不得不从游牧生活向安营扎寨转变，从食物采集向食物生产转变。旧石器时代隐身，新石器时代来临。
当大多数地方鸿蒙未开之际，中国已经种植粟麦稻菽，饲养牛羊猪马，“南粮北粟”粮食格局趋于形成。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龙虬庄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怀化高庙文化、永州道县玉蟾岩文化……大量石器骨器、陶陶罐罐、建筑墓葬、农作物标本的出土，显示了石器时代农耕社会、种植文化的诸多元素。
2019年12月中旬，笔者在河北博物院参观时，发现200万年前，人类即涉足河北桑干河上游。在阳原这个小盆地，他们使用火，制造尖状、割削状、锥形细小石器……遗迹比“北京人”早100多万年。邯郸磁山文化则显示，7000多年前，北方主粮“粟”已经在此种植，打破了“粟”来自古埃及、古印度的说法。家鸡骨的出土，打破了印度4000年前始产家鸡的权威观点。先祖大量使用石器、陶器、骨器、木器，可以打磨精细光滑、底部多足的石碾盘，用以磨制食品。粮食不仅日常享用，而且库藏窖藏，祭祖随葬。
土壤、种子、肥料和作物种植，畜禽养殖，已成为先祖的“日课”。基于环境险恶，吞云吐雾、神通广大的“三皇五帝”产生了。根据《吕氏春秋》《资治通鉴》《史记》《尚书》《三字经》等典籍，三皇五帝大抵指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尧舜禹帝、祝融共工等。相传他们是中华的人文始祖，也是上古农耕社会的杰出代表。
河北邯郸磁山文化显示，7000多年前，中华先祖就能制造表面光滑、底部带足的石磨盘。（吕高安摄）
北方农民7000多年前，就能生产粟，日深月久风化成碳化粉。（吕高安摄）
黄帝玄孙后稷，精于农耕。《诗经·大雅》说他幼时好种树、麻，成年善事稼穑，教民耕种，放粮救饥。那时，风霜雷电，自然险恶，先祖奈何不了，于是避灾祈福的“龙”，成为各民族的共同崇拜，“龙的传人”中华文化由此开启。
如果说，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中华文明均起源于农耕文明，那么，古代中国则是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战国时期，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组织修建的都江堰；西汉时新疆地区利用雪水修建的坎儿井等众多水利工程，都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战胜自然、灌溉农田、夺取丰收的智慧力量。
梯田排列。
千百年来，先祖历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长期农耕，探索积累出农时节气、耕作经验，经“秀才”创作整理，而成《淮南子》《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农书》《农桑辑要》《四民月令》《天工开物》等农业手工业典籍，并延伸到天文历法、医术巫术、阴阳八卦、奇门遁甲之中，如《授时历》《抱朴子》《甘石星经》《皇帝内经》《难经》、《脉经》《本草纲目》等。
中华传统文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农业文化，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无不打上农耕文明的烙印。四书五经，三纲五常，封建礼俗尤其是儒家文化，无不打上农耕文明的烙印。
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其节俭思想、爱财取道思想，是从农耕文明提炼的。《孟子·梁惠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则反映了农耕文明中的“和善睦邻、耕读知礼”观念。
华夏春早（蒋志舟摄）
“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黄梅戏《天仙配》的唱词，几代国人耳熟能详，说明农耕文明之美渗透于爱情。从中国瓷器上农耕牧牛、摆渡挑担、荷锄夜归等图案看，农耕文明早已渗透于朴实安详的乡村秩序。应该说，男耕女织、耕读传家、尊重自然、敬老爱幼、砥砺奋进，是中国农耕社会得以承续发展的基本密码。
在此基础上，历代统治阶级形成各自的治国方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秦汉隋唐、康雍乾帝，哪一个不是重视农业，“深挖洞，广积粮”？
比如雍正。这个在紫禁城喝蜜糖水长大的“天子”，都说“朕观四民之业，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可见重农抑商相当露骨。雍正深入产粮区，指导农业，鼓励开荒，疏浚水利，实行摊丁入亩，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粮食生产。并得以改土归流，平定青海、西藏罗卜藏丹津叛乱，巩固了王朝统治。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富强显赫之邦。GDP，汉朝占世界26%，唐朝占58%，宋朝占60%，明朝占55%，清朝中前期占35%。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农业社会，历代王朝内强农耕军事，外结藩邦属国，将种养技术、农耕文明、儒家文化传输于东亚汉文化圈。农耕文明、农业发展，为早年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居功至伟。
从原始社会到现代，几千年来，农耕始终是中华民族的衣身之源，文明之根。与海洋文明的外向性、掠夺性不同，中国陆地广阔、人口众多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个农业大国。直到当代，这个根本依然没有改变。
透过历史发展的脉络，我们能更清晰地了解农业立国的缘起，也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这个论断的重大意义。
稻作文化在湖南1.8万年 40万年前，湖南就有人类活动。一万多年前就能种植稻禾，湖湘先民即行定居，建立石器时代生产生活秩序。
永州道县玉蟾岩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这里出土石器、棒器、陶器、角器、骨器、种子较多，特别是稻谷化石，体现了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转化，说明湖南栽培水稻的历史上达1.8万年，也标志着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这是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对比邯郸磁山7000多年前的粟碳粉标本，一万年前的玉蟾岩标本在南方湿润气候下，竟然保存完好，稻壳稻粒纤毫毕现，堪称奇迹。
永州道县玉蟾岩，出土了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说明湖湘先民栽培水稻的历史达1.8万年。吕高安提供
彭头山文化遗址是常德澧县平原上新石器时代的标本。这里出土的建筑、墓葬遗迹，打制石器、陶器制品，尤其是稻壳与谷粒，证明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耕文明。澧县平原，同时也发掘了城头山文化遗址。如生的碳质稻粒，厚重的夯土城墙，有序的城址民宅，规整的水沟水坑，精致的木桨舟艄，陈列的木桩芦席……代表了七八千年前，长江中游城市文明、稻作文化发展的高度。
上古时代农耕文明的杰出代表——三皇五帝有两帝，长眠在湖湘宝地。《史记.五帝本纪》:“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湘南九嶷。”因此，屈原、司马迁、蔡邕、李白、李商隐，以及诸多帝王，长路迢迢，登九嶷山，香拜舜帝，吟诗作赋。
在株洲炎陵，一个叫鹿原坡的山丘上，垒有一座硕大的陵墓，这是炎帝陵。炎帝在此亲尝百草，教民垦荒种粮。有晋代《帝皇世纪》载“（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茶陵时属长沙郡）”佐证，有宋太祖建庙于此，有陈云、江泽民题词和多任湖南省省长祭碑于此。海内外炎黄子孙，不辞祭奠，千年香火而不绝。
其实，远古还有一位领袖人物蚩尤，勇猛善战、桀骜不驯，且重视农耕，在湘中、湘西留迹，曰苗族先祖。湘中梅山文化，即蚩尤文化。梅山水师、梅山驱邪、梅山巫傩、梅山武术、梅山歌舞等，就是农耕文明的衍生。
湖南西周属楚，周成王感念熊氏祖功，分封熊绎治楚，成为楚国始君。当是时，熊绎父子带领人们，披荆斩棘，开山辟石，垦荒造田，发展农牧，开疆扩土。一个方圆50里的南蛮之地，能壮大为诸侯大国，称雄中国，这与农耕文明占据主导地位密不可分。
到了明朝中后期，湖南的农业地位更加凸显，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农田的大量开垦，农业生产技术和水平提高，使得以今湖北、湖南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平原取代苏常，成为全国的粮仓。而到了清代乾隆时期，乾隆于二年(1737)十一月癸未看了湖南巡抚关于农业收成的奏报后说: “语云: ‘湖南熟、天下足。’ 朕惟有额手称庆耳。” 这虽有点夸张，但湖南的粮食大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湖南，人们必须向山要粮食。湘中雪峰山中脉的紫鹊界梯田，开辟了一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标本。它比广西龙脊梯田更大气，比云南哈尼梯田更秀美，比越南沙巴梯田更悠久，比日本京都梯田、泰国清迈梯田灌溉好得多。这里没有水库，极少山塘，不用引灌。可是秦汉至今，在几十个山头十几公里，海拔500米到1100米之间，梯田密布，流水淙淙。春天绿意荡漾，夏天蛙声渲染，秋收稻浪滚滚，冬日银装素裹。
这浓浓诗意，是大自然的馈赠，是苗瑶侗汉同胞不辞辛劳、不误农事、精耕细作、世代相传的卓越营造，也是唐宋朝廷鼓励开荒、垦辟农田，明初地方政府招徕流亡、奖励稻作的政策推波助澜使然。
2005年，紫鹊界梯田获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当地政府推广水稻良种，优化种植技术，提高稻米产量、口感味觉，广开销售渠道。同时发展旅游业，鼓励外出农民返乡创业。如今，湘中风味的餐饮、游乐方兴未艾，农家乐与梯田不争水，腊味、糍粑之香与稻香争奇斗艳，开辟了“民风淳古，物阜蕃昌”的梅山标本。南来北往的游客，领略到梯田文化、苗瑶文化、梅山文化的魅力。
湖南地域文化，均来自农耕，并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如湘剧、祁剧、花鼓戏、常德丝弦、桑植民歌、辰河号子等等，内容形式与农耕文明密不可分。远近闻名的臭豆腐、小龙虾、糖油粑粑、猪血丸子、山里腊肉……还有豆子茶、万花茶、油茶；盘王节、尝新节、腊八节、元宵节、姑娘节、清明端午、春社秋社等等，哪一个湘菜湘茶，湘节湘俗，未沾满农耕文明露珠？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历届湖南省委省政府立足省情，紧紧抓住“农”字大做文章。解放后，湖南粮食总产量实现6次飞跃。
潭邵高速跨越娄底、湘潭交界之处，有一座水府庙人工湖。在波光粼粼、青山如黛、水鸟嬉戏之下，是5.6亿立方米相当9个杭州西湖的库容量，也是韶山灌区的源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10万湖湘百姓，怀揣“愚公有移山之志，我们有穿山之志”豪情，仅仅10个月时间，便在湘中建成干渠总长240公里，支渠斗渠、隧洞渡槽、水库山塘综合一体的“韶山灌区”。引一水灌溉四水流域7个县市2500平方公里100万亩农田，“韶山灌区”是一张叫得响的农耕文明名片。
这里不能不提袁隆平，以湖南为根据地，50多年如一日，夙兴夜寐、孜孜不倦进行科研，集今人古贤智慧，而成“杂交水稻之父”。2019年10月21日，第三代杂交水稻在衡南县清竹村，以亩产1046.3公斤的指标全面亮相，预示潜能巨大。杂交水稻从三系到两系，再到超级稻的技术创新，为湖南、为中国，也为世界粮食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战略、“三农”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以及对湖南“三个着力”指示精神，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调整完善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走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使湖南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2019年，湖南产粮2975万吨，居全国中上水平。
湖湘文化孕育于农耕，也反哺农耕。创新是湖湘文化的固有基因。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强省的征途中，需要发挥湖湘文化的创新精神。建设农业强省的进程，也将为湖湘文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源源不断的实践经验，丰富湖湘文化内涵，使湖湘文化这朵中华文化的奇葩更加绚丽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