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和谐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驱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建设进程。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历经了从“互助合作”“先富带后富”“抓大放小”到“精准扶贫”的历史变迁。依循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阶段性、层次性、方向性，架构“党建引领、人民至上、绿色发展、数字赋能”的理论场域，将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驱动共同富裕提供学理支撑。“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实践，通过建构涵盖“政策驱动、区域治理、示范机制、共享发展和民生福祉”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促使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从“示范”走向“全面”，彰显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
社会治理 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
作者
陈进华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大地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已成全民期盼，但共同富裕道路应当怎么走？如何推进共同富裕，让期盼变为现实？事关百年大党对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积极回应和坚定谋划，需要一个长期探索的实践过程，“我们要创造条件、完善制度，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目前学界对“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等热词高度关注，从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多层面、多视角对如何理解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理论探讨。为全面把握“共同富裕”建设的现代化逻辑，避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盲目或内卷，既需要上溯其源，凝练命题，形成清晰的研究框架，也需要直面问题，层层推进，形塑理性的批判思维，从而自觉地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为引领，提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设效能。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和谐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驱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建设进程。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准确把握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阶段性、层次性、方向性，架构“党建引领、人民至上、绿色发展、数字赋能”的理论场域，创新“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制度机制，使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从“示范”走向“全面”，将成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复合逻辑。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遵循历史逻辑是党在百年奋斗中顺应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不断探索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重要经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治理作为一种驱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方式，经历了由“互助合作”“先富带后富”“抓大放小”“精准扶贫”，逐步实现“解决温饱、突围贫困、缩小差距、全面小康”的历史变迁。
（一）以“互助合作”化解工农温饱的社会治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生产力低下的基本国情，首要任务便是解决人民群众基本温饱问题。倡导以“工农联盟”为主体解决极端贫困状态下的“温饱问题”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方式。“互助合作”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旨在通过构建人与人之间相互帮扶的社会组织形态，解决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中的社会群体的温饱问题。毛泽东认为，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取决于劳动群众之间的互助合作水平。“因为大家劳动，力量大，单干办不到的事，互助组能够办得到，互助组办不到的事，合作社能够办得到，所以互助组比单干强。”毛泽东在审阅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时强调：“农村里一切明白道理的人都应该积极加入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加入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将来就可以再进一步实行集体农民公有制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就是集体农场）和供销合作社，实现集体生产和富裕生活。”显然，这种“富裕生活”，既是指农民阶级的“共同富裕”，更是指工农联盟的“共同富裕”。“工人在城市里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毛泽东首次将对农民群众进行共富教育纳入了党的正式文件，受到教育的贫苦农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韶山乡全体农民在1954年12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互助合作的道路，使全乡农民大家富裕，共同上升，增加了生产，改善了生活，并以更多的粮食支援国家建设。”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原始公有制等思想局限，在实践中，以互助合作为基础的生产组织形式，在利益分配方面形成了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即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严重挫伤了部分劳动者的积极性，出现了大量消极怠工的现象，极大地打击了农村的农业生产。
（二）以“先富带后富”破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在创新政策供给、优化制度设计等层面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解绑、赋能，成为领导人和广大民众的热切期盼。“先富带后富”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党的群众路线在摆脱贫穷、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战略中的生动践行，主要围绕打破平均主义、落实按劳分配这两个基本点展开。相对于平均主义、“大锅饭”导致的普遍贫穷而言，“先富带后富”的本质是财富分配原则由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转换，蕴含着公平对效率的价值诉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口号，就是“先富带后富”彰显出的价值理念的一种话语表达。“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先富带后富的关键问题在于落实按劳分配原则，使劳动投入多、质量高的劳动者先富起来，由此对未富的人形成利益上的正向激励效应，继而激发出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与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主义经济提供可持续发展动力，以不断提高劳动者收入。邓小平主张以按劳分配驱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在如何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进而推动先富带后富，继而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上，邓小平主张在工农业领域落实责任制的经济社会管理方法。“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先富带后富”在激发劳动者积极性、摆脱贫穷、彰显公平对效率的价值诉求的同时，也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现象逐渐凸显。“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因此，“缩小差距”以提升共同富裕层次就成为社会治理变迁的阶段性价值取向。
（三）以“抓大放小”激发多元主体积极性的社会治理
“抓大放小”，是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针对当时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提出的一种激发多元主体动能的改革治理思路。从理论上讲，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中，落实按劳分配原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且重要途径，但具体实践效果却难以尽如人意。基于此，需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在以“抓大放小”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有效激发多元主体动能的过程中，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得到确立。党的十五大提出：“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六大进一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抓大放小”的社会治理机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效应，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得到明显提高，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趋势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而且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日趋严重。
（四）以“精准扶贫”实现全面小康的社会治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就是要以“巷战”“肉搏”式的靶向治理机制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
“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3日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的，旨在探索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经验的社会治理方略。通过精准到人、时间、目标及政策，力求精准解决“扶贫谁、谁扶贫、怎么扶、如何退”等扶贫问题。以“扶贫、扶智、扶志”的融合机制为贫困户建档立卡，深入推进产业升级、易地搬迁、生态优化、教育扶贫，综合赋能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培育，引导和鼓励落后地区贫困户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精准扶贫是为了精准脱贫，为了实现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精准退出，也为了避免部分贫困群体陷入“福利陷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点贫困退出机制的考核方略，即“要设定时间表，实现有序退出；要留出缓冲期，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摘帽不摘政策；要实行严格评估，按照摘帽标准验收；要实行逐户销号，做到脱贫到人”，以增强脱贫工作绩效的可信度和可持续性，从而实现“真脱贫、脱真贫”，真正实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脱贫目标。简言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工作机制与成效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部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良好的社会结构和高效能的治理经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农业大国探索共同富裕道路，无疑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伟大任务。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致富道路，就在于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以人民为中心，妥善处理了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若干重大社会治理难题，成功探索了以“互助合作”“先富带后富”“抓大放小”“精准扶贫”等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性的社会治理经验，在寻求“共同富裕”进程中演绎着社会治理变迁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是对历史逻辑的反映和理解、传承和超越。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生命力源自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社会、研判方向，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的方向不断驱动共同富裕建设。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方法论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逻辑，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首先，正确处理做大“蛋糕”与切好“蛋糕”的辩证关系，积极引导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实现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高科技领域脱颖而出的“华为”作为践行“我们要创造条件、完善制度，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的典型代表之一，用其实际行动诠释了如何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转化为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有机结合。其次，做大、做优、做强、做久实体经济。新冠肺炎疫情、俄乌战争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隐含的诸多不确定性相互叠加，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从表层上看，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挑战，从深层次上看，这暴露了我国实体经济在“大”“优”“强”“久”等高质量要求方面的短板。“不断壮大实体经济，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是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再次，发挥好分配的功能和作用，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要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提高精准性。要发挥好第三次分配作用，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但不能搞道德绑架式‘逼捐’。”最后，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公共服务政策体系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团体和私人机构等为补充的供给主体，以为公民及其组织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为主要目的而建立的一系列有关服务内容、服务形式、服务机制、服务政策等的制度安排。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的完善对于激发劳动者积极性，提高共同富裕服务效率意义重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促进共同富裕既需要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支撑，以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需要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使人掉进“内卷”“懈怠”“躺平”“佛系”“懒人”“不劳而获”的“陷阱”或“温柔乡”。为此，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要以“重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不吊高胃口、不空头许诺”为导向，避免重蹈拉美的“福利主义”覆辙。
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方法论原则，坚持“党建引领、人民至上、绿色发展、数字赋能”，将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驱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守正创新的四大理论逻辑。
第一，党建引领逻辑。“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作为我国发展的战略性有利条件，是百年大党奋斗经验的重大成就和新时代发展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对社会治理创新驱动共同富裕的责任担当。党建引领的本质就是把“党领导一切”的根本原则转化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集体行动。其中，坚定理想、使命和愿景，制定战略、策略和政策，共建、共治和共享，增强秩序、活力和效能，是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优势。以跨界协调社会治理主体、搭建社会治理网格、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增强社会治理合力，即民生需求在哪里，贫富分化在哪里，重大实事项目和重要民生工程在哪里，党建引领就覆盖到哪里、落实到哪里、担当到哪里。简言之，事关共同富裕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与势、人与事、情与理，都是“党建引领”之大者。
第二，人民至上逻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坚守人民属性、人民立场、人民基因、人民本色、人民情谊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不变承诺，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准则。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极大地强化了“人民至上”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准则效应，违背人民至上准则，就是对共同富裕的背离，就是对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蔑视。“人民事情人民议”是人民至上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实现方式。大到社区发展规划的制定，小到社区生活垃圾分类，人民群众都能自觉、自信、自强地参与其中，充分体现了广集民意、凝聚民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的优势和社会治理创新活力。
第三，绿色发展逻辑。绿色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底线和支撑。绿色发展作为一种以集约、智能、绿色、低碳为路径，以破解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为切口，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的，科学合理规划社会发展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新型现代化发展道路，将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路径。依据绿色发展理念，社会治理创新必须聚焦以下几点：首先，要科学认定绿色标准，倡导绿色创新，引领绿色生活时尚，撑起环境执法的制度体系，以充分释放社会性的绿色发展潜力。其次，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绿色空间结构，优化社会绿色格局、扩大社会绿色容量，构建社会绿色发展一体化管控机制。最后，要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提高生物多样性为目标导向的生态修复体系，促进社会气候调节、水文调节、环境净化，为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提供生态保障。
第四，数字赋能逻辑。作为一种“技术支持”，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的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可不断优化社会决策机制、调控社会风险、增进纠纷解决机制的可视化和参与性，改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治理效能。伴随不确定性社会风险的破碎化、流动化、复杂化、高危化，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实现大数据场域中体系结构的变革，即通过数字赋能重塑社会治理创新的“主体结构”“权力结构”和“话语结构”。社会治理创新的数字赋能逻辑包含着技术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互为支撑的多重含义：一是依靠数字技术建构社会治理体系；二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数字化；三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工具化。数字赋能提升了社会治理创新的智能化、精细化和规范化水平。依托一体化、零延时的数字环境，公民个体利用鼠标就能参政议政、借助手机就能伸张正义，智慧政务、智慧司法、智慧参与成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大势。同时，数字安全是数字赋能社会治理创新所需应对的最大挑战，保障数字安全、加强大数据治理，也将成为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硬核逻辑。
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问题。“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为我国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而采取的一种制度创新，旨在下好共同富裕先行先试的“精准棋”。“共同富裕示范区”作为一个在社会实践中建构的社会共富示范体，尊重发展差异、地域特色和人文精神，建构涵盖“政策驱动、区域治理、示范机制、共享发展和民生福祉”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揭示了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从“示范”走向“全面”，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守正创新的实践逻辑。
（一）政策驱动的统筹逻辑
政策驱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优势的根本路径，也是助推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举措。国家通过政策驱动方式强化社会治理创新驱动共同富裕，其逻辑在于政策制定者在一定行政区域内设计推行一系列公共政策，以规范、宣传和演示其具体内容、执行过程、运行效果及经验推广的动态过程，其政策驱动力的强弱取决于“政策需求—政策供给能力”的匹配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上，国家实施了几经变迁的社会治理创新战略战术。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针对沿海和内地工业发展关系问题，提出了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意义重大。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构想，“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此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在这种区域发展战略治理驱动下，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江泽民延续邓小平“两个大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力地推动了西部经济的发展，缩小了区域间的贫富差距。党的十六大以来，先后启动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的区域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江经济带等为传统区域治理注入了新内涵和新动力。新时代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是对共同富裕区域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延续与深化，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则是新时代“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落子布局的实践举措。
（二）区域治理的地方经验
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政治制度安排，区域治理主要用于描述一定区域范围内政治合作和公共事务处理的运行状态。它以区域联结、区域建制和区域发展为基本变量，形成区域协调、区域管理和区域监测等基本机制，将成为“不充分、不平衡、不确定”发展时期稳定区域合作、推动区域善治的常态机制。当前，我国区域治理呈现多层结构式创新，但也因区域治理体制韧性而面临发展阻滞。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体系架构，即通过制度设计、执行与变迁，建立健全区域治理体系。共同富裕示范区所蕴含的区域治理义理，不仅丰富和充实了传统区域治理的知识存量和思维认知，也是对传统区域治理理论的超越，旨在造就建构区域治理体系的新内涵和新突破，以助推区域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浙江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创造了“最多跑一次”的基层治理样本、“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在处理“包括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内资与外资的关系、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关系、大型企业与中小型微型企业之间的关系、制造业跟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十分突出。据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为率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
（三）示范机制的效能逻辑
“示范机制”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旨在下好先行先试的“精准棋”。其过程主要呈现为“典范”创建和“示范”效能，将经过实践检验的社会治理理念、机制、方法转化为一种公共资源、信誉和权威，为社会整体的后续发展提供可观察、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经验和可行性方案。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示范逻辑，主要呈现为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基于地理环境、资源禀赋、传统习俗、风土人情、认知态度、产业结构、就业机会、分配制度、健康水平等建构的一种具有创新特色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一种可以将不同主体、不同资源、不同能量整合起来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将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示范主题，衡量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败的标识。“示范机制”本质上是一种集资源、技术、人才、组织、政策、制度等于一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机制，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过程也就是一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共同富裕示范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一般呈现为创建和推广两大阶段：创建阶段主要由示范区从现实状况出发，充分激活技术、资源、政策等多种要素的内在潜力，进行组织引导、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激励示范区积极作为、统筹发展与安全，围绕建构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开展先行先试；推广阶段主要根据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示范区经验，通过考察访问、经验交流、学习借鉴等形式，由示范区带动其他区，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的当下中国，率先创新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治理创新逻辑，其内在机理既根植于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民生需求，也得益于国家共享发展理念的政策驱动。
（四）共享发展的优势逻辑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共享发展优势逻辑丰富生动，其要点聚焦于充分性、平衡性、可持续性三大发展逻辑。
“充分性”作为社会治理创新逻辑的共享优势，主要体现在由工资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等构成的人均富裕结构和程度上。与发达国家比，我国人均富裕程度还有很大差距。但从历史纵向维度来看，我国人均共同富裕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到300美元提高到2021年的12000多美元。在此基础之上，如何优化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例结构，需要创新“共同富裕示范区”区域治理做出标杆性示范。
“平衡性”作为社会治理创新逻辑的共享优势，主要关乎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的分配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比例结构不够合理、不够平衡，而浙江的城乡、区域、行业间的分配结构较为均衡。2021年浙江人均GDP最高为杭州，最低为丽水，分别是149857元和68101元，前者是后者的2.2倍，彰显了创新“共同富裕示范区”区域治理的平衡性示范。
“可持续性”作为社会治理创新逻辑的共享优势，重在强调维持共同富裕的动态连贯性。我国虽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新征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影响共同富裕可持续性的贫富分化风险就此消失。比如，我国低收入群体规模依然庞大，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明显，且共同富裕可持续性动力不足。郑功成的研究数据显示，“按照政府、企业、居民三大类别，我国居民收入占比长期处于下降趋势。2000—2010年，居民收入初次分配占比下降7.08个百分点；2010—2020年，综合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居民收入占比提高了约4.5个百分点，但依然偏低。目前，全国月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000元的人约为3亿，低于2000元的人约为7亿”。这组数据表明，就总体而言，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可持续性的动能不足。“截至2020年底，浙江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年家庭人均收入8000元以下情况、集体经济薄弱村‘三个清零’”，为创新“共同富裕示范区”区域治理的可持续性积淀了强大的示范动能。
（五）民生福祉的优先逻辑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民生福祉优先，是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价值指向。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诉求的实践回应。
新时代中国共同富裕，“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其一，以公平发展理念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每个群体，既鼓励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聪明智慧的人多劳多得，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要为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弱势群体“保底”，以维持社会稳定性。正如郑永年在阐述“公平社会与共同富裕”二者关系时所言，既要“‘上不封顶’，创造财富没有上限”，又要“‘下要保底’，一是要保障民生，二是要解决城乡问题”，同时还要“做大中产”。其二，“发挥民营经济在做大‘蛋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厚植民营经济共富‘土壤’，以创新性举措放大民营经济‘创富属性’，以创造性张力拓宽共同富裕途径”。由此可见，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在充分释放区域内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潜能方面的特色尤为鲜明。其三，以“实体经济”赋能民生福祉。遍地开花、百花齐放的实体经济发展格局是区域性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据此，《意见》明确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夯实共同富裕的产业基础”。其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民生福祉。就国内循环角度而言，浙江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区位优势、政策红利，充分吸收周边地区溢出的各种生产要素来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就国际循环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与时俱进地以新模式、新业态搞活内外市场。浙江企业借助中欧班列，用小商品进军中东欧市场，积累起资本、技术后，又发展起了跨境电商“买全球，卖全球”。如今，又乘数字经济“东风”，发展数字贸易，实现了“全球买，全球卖”，为优先保障民生福祉开辟了全球市场。
此外，在如何优化先富帮后富、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长效机制、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等具体问题域中，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社会治理创新同样面临着新挑战和新机遇，亟待在社会治理创新中贡献先行先试的智慧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