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社会治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体系，是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引起了专家学者高度关注。学界围绕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历史背景、社会事业治理、社会问题治理、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社会治理经验等，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展望未来研究，应注重结合新时代发掘新的研究领域，与时俱进地改进研究方法，不断拓展研究视角。
社会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时空场域内，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发展，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通过建立平等、合作、协商的关系，运用道德和法律等手段，对社会事务、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进行规范、协调和服务的实践活动。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关系国家发展大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多次强调“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增强社会治理效能，建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体系，推动了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引起了专家学者持续而广泛地关注。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社会治理时代背景的研究
社会治理离不开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场域，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既制约着治理主体体系的构建，也影响社会治理目标的制定和任务的确定。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自然历史环境，是诸多专家不能绕开的议题。
1935年之前，陕甘宁边区政治非常脆弱，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极其落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军阀争夺、匪患猖獗、烟毒遍地、苛政如虎、娼妓暗藏、民生凋敝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深刻写照。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呈现落后图景:封建地主经济在边区乡村占着统治地位，教育文化极其落后，贫穷和饥饿是滋生土匪的沃土，种植和吸食鸦片是边区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一些帮会、门道组织传入边区乡村。其他革命根据地情况亦大体如此。如晋察冀地区，政治上仍然是传统的乡村社会，主要由地主乡绅、宗法家族来掌控，普通民众只是政治的管理对象。农业经济极其落后，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对村社事务既无认知也无能力参与管理，缺乏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几乎都处于地理交通位置极为偏僻且经济贫穷落后地区;不是按马克思设想的“中央－城市－地方－乡村”路径依次向乡村渗透，而是采用武装斗争方式首先在乡村建立;始终处在激烈的冲突和频繁的战争环境之中，不但要与根深蒂固的传统乡村势力作斗争，还要与强大的日军和国民党军队作斗争。
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践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有:一是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有研究者将延安时期的社会矛盾归纳为十大方面，主要是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前者直接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在一段时期是主要社会矛盾。后者主要体现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与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者之间的矛盾，地主剥削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二是较为频繁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延安时期革命根据地内外出现了大量移民、难民、军事人口流动和文化人口流动，对社会治理产生一定影响，增加和调剂了社会发展所需用的劳动力，带来和传播了先进科学技术和知识，流入和积累了商业发展所需资本，推动了根据地经济发展;给根据地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和动力;改变了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三是保守落后的社会意识。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形成的尊卑秩序观念，已深深地印刻在群众骨子里，其后果便是弱化了自我认同，只能从宿命论中寻找寄托和希望。“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认识，是大多数革命根据地民众的普遍社会认知。虽然民众“家”的意识很是浓厚，但政治感觉麻木，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屈从命运，逆来顺受;回避官员，忌打官司;固守成规，封建保守。四是落后低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根据地经济落后，工业基础差，传统的手工业在经济中占主要地位。诸多地方仅有单一的农业、畜牧业和零星的小手工业作坊，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业，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缺失。商业贸易规模小，经营范围狭窄，在外力推动下艰难地生存发展。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社会事业治理的研究
关于党的文化教育事业治理，不少研究者重点考察了延安时期党的社会教育理论与实践。延安时期的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行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和手段，旨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对民众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及共产党人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理念，提高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其最终目的是要民众对中共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给予最大限度认同和支持。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可分为两个阶段:探索发展阶段(1937－1944年)和贯彻成熟阶段(1944－1945年)。关于其他根据地，有研究者将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划分为初创(1937－1938)、发展(1939－1940)、艰苦生存(1941－1943)和恢复壮大(1944至日本投降)四个阶段。延安时期的社会教育，具有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依靠小学校开展社会教育，党、政、军及各种团体配合办社会教育，坚持走群众路线办社会教育等特点。虽然延安时期社会教育运动存在一定不足，但是通过大规模增加教育机会、普及基本教育设施，培育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化，党的教育工作者在农村社会掀起了识字扫盲、学习文化知识、改造陈规陋习的社会变革热潮，推动了乡村社会的改造和变革进程，增强了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的影响，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滚滚向前。其启示意义在于社会教育必须与党的中心任务相结合，必须与政权建设紧密结合，要坚持走群众路线。
关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治理，研究者主要探讨了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防疫工作开展的背景、方针举措、成就与经验等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不仅没有建构完整的医疗卫生体系，而且缺医少药。加上长期的战争和群众不良的卫生习惯，诸多传染病，例如疟疾、痢疾、鼠疫、霍乱、天花、回归热、麻疹等疾疫时有发生，人民群众生活不安，健康受损，抵抗力下降。为此，党和根据地政府采取诸多措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陕甘宁边区为了预防和控制疫病，建立防疫机构、开展广泛的卫生防疫宣传，成立多系统的医疗机构，建立现代性的疫病防控机制，注重增强人民群众的体质。着力推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鼓励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开展中西医结合的实践。边区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为实施合作医疗提供了物质基础。不断演进的保健药社是构建农村合作医疗的重要载体，缓解了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华北根据地在医疗卫生事业上也采取了诸多具体措施:建立各级卫生组织，颁布卫生防疫法规;开展积极的卫生防疫宣传和教育;实施各种卫生防疫办法，开展广泛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延安时期党开展的这些医疗卫生工作，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根据地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扭转了人民群众的卫生观念和习惯，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认同，巩固了根据地的社会稳定。
关于延安时期党对社会保障事业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优抚、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主要包括:社会优抚政策，将抚恤抗战官兵、军人家属置于重要位置;社会救济政策，主要解决难民、灾民和生活困难的抗工属、工人等群体的生活困难问题;社会保险主要涉及工伤、医疗、生育等内容，保障对象主要是工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而军事社会保障是夯实这一基础的有效途径。优待抗日军人、保护抗日军人婚姻、优待荣誉军人、多种形式纪念革命烈士、安置编余人员、优待抗工属和遗属、慰问前方军人等，使得广大官兵能够专心于训练、打仗，调动了青年群众参军积极性，促使边区军民达到空前的大团结。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济主要包括及时发放救济粮款、兴建义仓、发放贷款、兴修水利、组织垦荒运动、兴办难民工厂、开展节约运动等方面，注重挖掘和发挥政府与社会两个系统的救助功能和积极性，坚持因类而异、因地制宜的救助方针，推行消极与积极救助相结合的救助政策，具有分类救助、培养被救助者能力、救助体制多元化等特点。边区的社会救济密切了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另一方面，社会救济发扬了包括团结互助精神在内的延安精神，不仅使抗战精神的内涵更为丰富，还使革命精神得以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升华。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社会问题治理的研究
社会问题是指严重破坏社会秩序、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影响大多数群众正常生活的社会现象。延安时期，党和边区政府面临着土地、劳资、灾难民、教育、帮会门道、妇女婚姻、烟毒、匪乱以及“二流子”等诸多社会问题。有研究者指出，陕甘宁边区的社会问题治理取得了显著效果:合理调节了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营造了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提高了民众文化水平，增强了民族意识。有研究者认为，根据地乡村社会问题治理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乡村社会基层权力转换和重构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顺利完成，表明中共的政治权力沉降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调控，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有效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和重建农村政治权力积累了经验。
关于妇女及婚姻问题的治理。不少根据地存在买卖婚姻、童养婚、站年汉、招养婚、转房婚等诸多畸形婚姻状态。边区政府意识到了女性的婚姻家庭问题的严重性，全面推行婚姻制度改革。边区婚姻制度改革的实质是消除婚姻生活中的性别歧视和压迫，建立以男女自愿结合为基础、以感情为纽带、以夫妻权利义务对等、家庭地位平等为特征的新式婚姻关系。在推行新的婚姻制度的过程中，出现法律与习俗、两性关系、新旧婚姻观念之间的对撞，体现出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和战争的实际出发，纠正单纯的“妇女主义观点”，将自由平等的个体解放与革命力量的积聚结合起来，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婚姻制度变革中出现的问题，取得了良好效果。根据地所颁布的婚姻法规具有显著的反封建传统婚姻制度和倡行新民主主义新式婚姻制度的特征。这些规定从法律上否定并打击了老式的制度，为创设新型婚姻制度奠定良好基础。边区政府的婚姻制度改革改变了男女不平等、无婚姻自由、买卖婚姻盛行等封建陋习，使妇女的各种婚姻权益受到法律保障，大大提升了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并由此加快了妇女融入边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步伐。
关于烟毒问题的治理。烟毒问题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肃清根据地内的毒品犯罪，各革命根据地制定、颁布法令，使禁烟禁毒工作有法可依;设立禁烟禁毒专门机构，保障禁毒工作顺利进行;在经济活动中坚决执行禁烟禁毒的大政方针;重拳出击，对烟毒活动进行严厉惩处;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宣传动员活动，营造强势持久的禁烟毒舆论;根绝烟种，严惩毒贩。延安时期各根据地制定、颁行的关于禁烟的法令法规具有三大特点:在中共中央基本政策指导下制定禁毒法规;各根据地、解放区法规既存在时空差异又有共性原则;走群众路线，发挥综合治理优势治理烟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禁烟毒运动，对推动革命根据地的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新中国的禁毒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对国际禁毒斗争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边区的禁烟毒活动留下了宝贵的经验:重视对禁毒工作的领导，健全禁毒法制，禁毒政策和措施灵活多样，践行群众路线，禁毒要与清除其他社会病害配合进行，禁毒斗争有效开展必须建设廉洁高效政府。
关于匪乱问题的治理。根据地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清匪策略与措施: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宽大与严惩相结合;进行广泛的群众动员，形成剿匪的强大声势和社会氛围;颁布一系列剿匪法规和指示，加强法制威慑;整顿保安队和自卫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联络会党，改造土匪;整合乡村社会，消除为匪的社会土壤。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共产党人在争取山东土匪、会道门及其他地方武装力量进行抗战的过程中，经历了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轻视争取会道门、土匪武装参加抗日工作的思想认识斗争等曲折历程。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军在剿匪过程中取得重要经验:充分发动群众是彻底肃清土匪的根本保证;把军事进剿和政治瓦解结合起来，以军事进剿为主;贯彻“猛打穷追、钉楔堵击、彻底消灭”的剿匪方针;根据不同土匪，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关于“二流子”问题的治理。改造“二流子”既是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发展根据地经济、祛除旧社会遗留给人的堕落品性、营造劳动人民纯良风俗的一个重要步骤。党领导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府高度重视，各部门通力合作;严格界定“二流子”标准，正确把握划分界线;教养兼施，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正面引导与强制处罚相结合。帮助“二流子”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由劳动英雄和积极分子带动其转变，代为保存粮食及劳动报酬，对“二流子”进行思想和精神生活的改造等。延安时期开展的“二流子”改造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共为新生社会准备合格公民，在新意识形态领域成功开展的一场教化与普及性的政治社会化运动。“二流子”改造为根据地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推动了华北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社会教育的发展，净化了社会风气;促进了中共乡村社会动员。根据地政府以国家的角色通过运动模式对“二流子”进行“专项治理”，其改造的规模、力度、效果，都有不俗的表现，有力地促进了边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有利于地方安宁与社会和谐，同时也促进了边区百姓家庭生活的和谐。
四、关于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坚持统筹兼顾原则，在着眼大多数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和考虑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进行利益协调和整合，进行了有效的社会治理，促进了社会和谐。
关于协调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利益关系。在各种利益关系中，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等其他利益获取的前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尤为注重协调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政治利益关系，在革命政权中实现充分的民主。一是实行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制度，在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和民主选举各级政权时都兼顾各方利益，确保选举能充分体现不同群体的意愿。它不仅仅是一种刚性的制度，也是一种软性精神，不管是在理论层面抑或实践操作层面，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体现在“三三制”政权的组织方式上面。“三三制”原则的贯彻，使各阶级都有代表进入政权，获取发声维权机会，从制度上保证了不同阶级协商共事、团结合作，充分调动了各阶级参与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有效协调了各阶级的政治利益关系。三是将人权保障纳入法制建设，确立保障各阶级各阶层政治利益的基本原则，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尊重人才等。在具体实践中，司法公安机关统一行使逮捕审问处罚权，参议会与人民团体相配合，保障人民的控告权。这些举措有效地保障了各阶级的政治权利，纠正和杜绝了侵犯人民权利和财产的现象。
关于协调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政府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调节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保障其合法经济权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和实行了经济上的三大民主，即实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调节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实行互助互利的政策，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公平合理的统一累进税，调节贫富经济负担。在具体实践中展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把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切实减轻群众负担;二是妥善处理抗战时期的土地和债务问题，平衡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三是重视特殊群体的利益问题，确保困难群众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边区政府对各阶级、阶层经济利益的调整体现了公平和正义，使各阶层都各得其所，个人财产都能得到应有的保护，都能有资源进行生产，改善生活。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都控制在社会承受范围之内，并趋向越来越小。
关于协调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关系。延安时期，党在根据地十分重视消除社会隔阂，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化解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探索消除不同群体具体利益矛盾的途径，尽力构建和谐社会人际关系。首先是开展拥军爱民、拥政爱民运动，密切军民关系。通过军民融合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公营经济、建设兵工厂、实行精兵简政等一系列举措，为革命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撑，减轻了人民群众负担，融洽了军民关系。“军民融合”的探索与实施过程中的诸多措施，如社会动员方式、经济核算制度、价格调控、分红激励办法、财会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等现代化经营管理手段，在今天来看也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其次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融洽生产和生活联系。农民的互助合作通过巩固社会基础以保障革命进行，扩大公共参与以提供民主政治平台，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和培育社会资本，产生群众精英以形成新型权威秩序等促进了边区社会的和谐有序运行。最后是重视和改造知识分子，促进工农兵与知识分子相结合。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思想，提出要对知识分子进行系统马列主义教育，注重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号召向工农兵学习，注重在劳动生产实践中进行思想教育;注重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阶级感情培养。
五、关于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经验启示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史中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对延安时期社会治理历史经验和价值的研究，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领域。
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经验启示。有研究者认为，共产党人秉承早期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上的正确认识，在理论基础、群众愿景、党的领导力逐步提升的基础上，根据军民适应时局特点，在经济基础、教育卫生、反腐倡廉、民主政治以及减轻民负等方面开展了行之有效的社会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其重要影响和宝贵经验，在今天仍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有研究者指出，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诸如维护社会稳定，推行民主政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边区文化素质、开启民智、重视民生、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等，不仅得到了国内外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其取得的实践效应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奠定了雄厚而又扎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延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和谐社会建设取得重要成绩，主要经验有:扩大和筑牢统一战线，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效耦合统一，坚持从具体实际情况出发，把握长远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统一。通过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把思想认识高度统一的党打造为延安和谐社会系统的核心;推进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把在实践基础上的互助合作的各阶层打造为和谐社会共同体的中坚;加强基层政权民主建设，把发动起来的中、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团结在政权周围，成为核心系统的有效助力。启示主要有: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智慧;做到统筹兼顾，利益协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的经验启示。有研究者强调，延安时期，党在特定场景下创新社会管理的成功探索，带来重要历史启迪: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持续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必须妥善协调好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必须处理好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树立正确社会管理理念，推进社会管理理念的现代化;引导群众理性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不断激发社会发展活力;改善民生是社会管理必须解决的核心内容;多管齐下、统筹兼顾是搞好社会管理的有效方法。另外，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解放区通过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构建，实现了政党、基层政权和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和耦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其中，关于农村党组织领导体制、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农民自治体制、群众参与体制、法制保障的探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为新时期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和经验启迪。
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经验启示。研究者们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有:公道法制是必要基础，社会团体是组织力量，协商民主成为中心机制，文化建设成为辅助条件。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为社会治理凝聚精神力量;全力推动民生发展，为社会治理夯实物质基础;从社会公正出发，为社会治理构筑制度保障;思想建党，从严治党，为社会治理优化政治生态。有研究者以陕甘宁农村社会治理为对象，揭示延安时期党的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培育和塑造新公民是开展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任务，注意增添党内新鲜血液是开展社会治理的组织力量保障，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是增强社会治理实效性的内在要求。其现实启示主要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目标取向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价值遵循，提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能力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关键，综合采用多种治理方式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执政为民的社会治理理念，必须多层次多领域加强社会治理，必须发挥基层民主的作用，必须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六、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研究评析
以上五个方面较为集中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也反映了学术界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研究的动态和特点，诸如宏观框架与微观史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现实与历史相结合、强烈的问题意识等良好态势，但是不管是综合研究还是专题研究，也还存在一定不足。相对于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经济建设思想的研究，党的社会治理研究还很不全面和系统。基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展望未来社会治理研究领域的发展，我们应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和阐发:
一是要拓展研究领域。社会治理由社会治理理念、主体、客体、机制、治理方法、治理环境等诸多要素构成。已有研究较多地关注治理客体的研究，诸如延安时期的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社会保障事业、社会问题的研究相当充分，取得了丰硕成果。虽然有的成果并非严格意义上对社会治理问题进行探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深化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相对于社会治理客体的研究，社会治理理念、主体体系构建、机制创新、方法完善有待进一步深化。这里并非否定研究社会治理客体的成果完全没有涉及社会治理理念、主体、机制和方法等问题，而是讲应该跳出对具体问题进行过多细节讨论的泥淖，就社会治理整体构成要素进行系统分析。诸如在研究党领导各主体系统合作治理社会问题、事业和生活时，应该深入分析治理主体之间的职责权限分配、合作机制运行、各主体的价值理念、方式手段等问题，这样才能跳出研究领域狭隘的困境，揭示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内在规律和历史经验。事实上，正是因为诸多研究者只将目光投向治理客体，所以出现诸多成果内容重复或者复制问题。当然在研究社会治理客体问题时，也存在扩展研究领域的问题，诸如社会矛盾、社会习俗、社会关系等的研究亟待加强。
二是要放宽研究视野。从空间上来讲，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陕甘宁边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治理问题，而对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研究极为不够，在研究水平抑或成果数量上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另外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与同时期国民党的社会治理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不多，即使有学者涉及这一视野，但存在明显贬低国民党领导的社会治理实践地位和效果的倾向，故客观总结评价两党社会治理实践经验教训与启示的研究有待加强。从时间上来讲，已有研究成果较多关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对解放战争时期的研究比较薄弱。另外，由于没有研究者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历史置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发展历程、置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专门加以研究，导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形成发展过程、历史地位、现实启示等研究还极为薄弱。也即是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研究呈现两方面的缺陷: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在时间上的演绎，诸如孕育、萌芽、形成和成熟等过程特征和轨迹勾勒模糊。另一方面，将其与中国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中国共产党其他时期的社会治理探索的关系问题探讨不足，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研究有待加强。这些恰恰是极具价值的研究问题。
三是要创新研究方法。方法是研究的工具，新方法是新成果的“助产士”。哲学社会科学的一大基石和特色是方法论，是对研究方法创新的鼓励和新方法的运用。当前学界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研究，较为重视将社会学与党史学的方法结合，特别是引入“新革命史”的讨论，推动了学术进展。但是另一方面也催生了一些简单文献介绍、标签性的定性评价的研究成果。职是之故，我们除了重视以上两种研究方法之外，还应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充分调动和吸纳政治学、法学、民族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理论资源，以切实推进研究向前迈进。另外，我们还应学习西方社会史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的相关理论和专著，汲取一切营养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