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在新时代，中国如何提升自身的经济发展活力，如何成功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世界历史上，经济转型对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国家治理》周刊编辑部选取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四国的经济转型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参考和借鉴。
美国经济转型的历史经验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在全球GDP的比重一直位于榜首。在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美国经济经历了多次转型。从工业革命蒸汽时代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电气化和大工业时代再到信息化和高新技术时代，美国把握住每一次产业技术变革的机遇，不断地推进美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和发展。
美国经济第一次转型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开始从纯粹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
1825年，美国人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技术，建成了伊利湖运河。1828年，美国开始修建巴尔的摩至俄亥俄的铁路。随后的10多年里，大西洋沿岸的主要城市之间，都开通了短途铁路线。1844年以后，美国开始对外扩张，在中国和日本等地取得若干通商口岸经商的特权，在东亚地区站稳了脚跟，隐约显现出“太平洋国家”的模样。这一时期美国经济最具本质性的转变，就是其工业的进步。到1861年林肯就职总统时，美国投资于工业、铁路、商业和城市房地产的资本，超过了全部农场和种植园的价值。这一事实宣告：在美国，工业已战胜农业。
美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发生在第二次产业革命期间
1871年，费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展示了美国最新科技成就。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科学家们以极高的效率继续着他们的发明：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1879年第一辆汽油驱动的汽车出现；1880年爱迪生建造了第一条电气化铁路；1886年自动排字机出现；1888年谷物收割机和捆禾机出现；1891年自动电话交换机出现；1891年纽约至芝加哥的电话线路开通。这些科学领域的革命性成就，使美国经济和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当美洲大陆上其他地区的经济与社会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农耕方式时，美国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实现了机械化。
美国经济第三次转型步入了电气化和大工业时代
电气设备、内燃机、无线传送动力、无线电广播和飞机的发明，在技术上引起的带有根本性的发展，对社会的进步具有更大的意义。这一切新的技术成果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这个时代积累财富的速度和力度，使以往任何时代都相形见绌。单单在1925年，私人申报从租金、利息和红利得来的收入，就从上一年的59亿美元跳升到82亿美元，仅仅增加的部分，就相当于美国革命时期国债的25倍。
美国经济第四次转型是基础设施现代化与乡村电气化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导致美国有近五千家银行破产、金融体系几乎瘫痪、国民净收入大幅度下降。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开始实施“罗斯福新政”。罗斯福创建大型国有银行、大力进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修建科罗拉多运河、密西西比河防洪堤、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迅速地推进了美国乡村电气化建设。值得学习的是，在推动乡村电气化和兴建公共设施的过程中，美国大量地引入了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制造业、农业、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美国经济的第五次转型是从生产性经济到消费性经济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美国开始转向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来谋求经济的复苏和繁荣。美国作为一个市场化程度和金融自由化程度均较高的发达国家，它经济转型主要依靠市场的选择，通过市场竞争，对企业和产业进行优胜劣汰，从而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其中，纳斯达克、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等资本市场让美国成为了高新技术产业创业者的摇篮。这些机构或企业对中小企业或高新技术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反过来，这些企业或高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也回馈了投资者高额的利益回报。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1990-2010年，美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在逐年下降，从1991年的26.69%下降到2009年的19.61%。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从1990年起就超过70%，并且一直上升，201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78.82%。由以上数据可知，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和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强国，美国一直奉行高科技引领经济转型的战略理念。通过立法手段，从1980年以来，先后创立《拜杜法案》《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法》《国家合作研究法》以及《经济间谍法》等多部法案。通过这些立法措施，美国希望实现大学、研究机构、政府和产业界三者的紧密结合。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地区和北卡三角科技园。此外，美国通过制造业振兴计划，保证技术密集产业优势。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先后制定了《先进技术计划》《先进制造技术计划》《集成制造技术路线图计划》等制造业振兴计划，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信息产业和高科技研发，确保在电子、信息、航天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绝对优势。2011年6月，奥巴马政府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主要关注机器人、先进材料等国家安全关键领域。2012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出台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提出美国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和举措。2017年，特朗普政府制定的《2017国家安全战略》中强调了要保持美国在研究、技术、发明和创新上的优势，促进和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创新基地。
此外，政府制定一系列的宏观政策保障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一方面，通过财政支持提高转型时期社会的福利保障，完善紧急救援措施，保障经济转型期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针对社会结构不稳定的因素建立相应的特殊性政策。比如，建立预警系统，通过提前规划，留出充足时间给工厂进行关闭或转移，避免工人的人心浮动、惊惶不安；又如，设立社会保障和救济专型基金，以帮助失业工人渡过困难时期；再如，为了调整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和提高工人在新兴产业中的就业机会，美国政府加强对工人的职业技术培训。
日本二战后四次经济转型
二战期间日本经济受到重创，战后日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奠定了以后高速发展的基础。在二战后的50多年间，日本共完成了四次经济转型。
1945-1955年的第一次经济转型，从一切靠进口向“出口导向型”转变
在国家战略上，实施“贸易立国”战略。这次日本经济转型的动力因素源于朝鲜战争的外需拉动。
二战毁灭了日本 42%的国民财富，日本国内经济处于崩溃边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日本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由于日本离韩国很近，日本成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军需物资供应地。日本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提出外需主导型战略。在产业结构上，基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及需求状况，重点发展了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轻型机械工业等。通过战时军需，日本迅速地赚到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迎来了消费景气和投资景气的“双景气”现象。
1955-1972年的第二次经济转型，从出口拉动向“消费主导转型”转变
在国家战略上，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次日本经济转型的动力因素源于“消费者革命”的内需拉动。
日本在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期后，陷入了低福利、低产业结构和高外贸依存度的“两低一高”发展困境。面对产能过剩，日本经济学界围绕如何评价日本经济增长能力展开了争论。1960年，新上任的首相池田内阁，采纳了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在10年（1961-1970）内，以“高速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业”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增长；计划10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为此，该计划提出了5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该计划实施后，日本经济实现了“黄金18年”的发展时期，被西方学者认为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1973-1985年的第三次经济转型，从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型
在国家战略上，实施“技术立国”战略。这次日本经济转型的动力因素源于国际石油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压力。
在经历过高速增长期后，日本经济逐步进入平稳增长阶段。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几件大事严重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发展。“两次经济危机”和“两次石油危机”充分暴露了日本经济的脆弱性。日本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交织迸发，迫使日本改变原有依赖进口廉价能源的发展方式，将产业结构向节能型、技术密集型以及高附加值型转变。同时在经济政策上也作了相应调整，一方面鼓励垄断资本扩大资本输出，把能耗高、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另一方面大力扶植汽车、电子、精密机械、航空、原子能等工业部门的发展。不断加大科研投资力度，努力迈向“自立自主技术时代”。
1985年至本世纪初的第四次转型，推动以“成本主导型”产业转型升级
成本主导型产品，是从消减成本入手，降低造价，最终实现价廉物美特色的强竞争力产品。在国家战略上，日本实施“IT立国”战略。这次转型源于“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的压力。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在不到6年的时间内升值了4倍，这意味着日本国力膨胀了4倍，人均收入增加了近4倍。迫于日元的升值，日本一方面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进行海外投资扩张。其中，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以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为主导。在文化产业方面，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以日本文化厅所确立的《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为正式启动标志。在信息产业方面，2001年1月日本政府公布《IT基本法》、制定《e-Japan 战略》、提出五年内把日本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 IT 国家”的战略目标。经过五年的努力，信息产业成为日本第一大产业部门。
德国二战后三次经济转型
二战后，德国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经历了三次转型。即使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接连冲击下，这些经济措施和政策也帮助德国经济表现得相当抢眼。
从1945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建立和巩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又称第三条道路、莱茵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点：市场经济、国民福利、宏观调控。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注重将市场经济和社会利益相结合，实现市场自由竞争和国民福利有机结合。一方面，德国建立反对垄断的联邦卡特尔局，保障市场自由竞争和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德国不断加强社会建设，提高国民福利待遇。比如，1949年的《社会保障均衡法》、1950的《第一套住宅建设资助法》、1969年的《劳动促进法》、1989年的《1992年养老金改革法》等。这些措施既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又保障国民福利待遇，同时还能够避免贫富差距扩大化、劳资矛盾激烈化，为德国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经济发展战略转型（1945-1970年），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型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德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了突破性的跨越，增长越来越表现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马歇尔计划解决了德国经济的启动资金难题；再加上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和其他盟国修改了对德国工业和技术的限制政策；德法关系缓和与欧洲一体化加快，为德国提供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广阔的市场。在这种种因素的合力下，德国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开始高速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了突破性的跨越。1950-1970年，德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接近7%。其中，第二产业中技术含量和集约化程度高的电子、化工等部门在GDP中的排名分别得到攀升。变化明显的是，汽车制造业则上升到了首位，较为粗放生产的钢铁和采煤等资源型产业排名则大幅下跌。
第二次转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传统工业生产为主导向以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新经济产业为核心转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美国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和集成电路技术，特别是1993年克林顿总统正式推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计划后，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始迅速崛起，远远地领先于以传统工业生产为主导的德国。为了追赶上美国等信息技术发达国家，德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制造技术2000年框架方案》《德国21世纪信息社会行动计划》等政策，通过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和提高制造业科技含量促进制造业现代化。此外，1990-1994年，德国政府对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年均增长高达800%多，大大提升了德国的信息技术实力。
第三次转型（21世纪初至今），为了应对能源、资源约束和世界环境恶化的挑战，德国经济发展开始向循环经济、绿色经济转型
位于欧洲中部的德国，能源、资源都相对匮乏。为了应对能源、资源约束，减少对国外能源、资源的依赖，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德国经济发展开始向循环经济、绿色经济转型。目前，德国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和新能源发展领域，主要包括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太阳能等。此外，2013年4月，德国推出《德国工业4.0战略》，重点研究生产智能化，同时提出“促进创新网络计划” 和“主题研发计划”，通过将市场企业和国家公共研究机构组合成“产学研”联合体，促进技术和产业转移。
新加坡经济转型经验
新加坡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从1959年自治到现在只有短短50年的历史，但它已从昔日的一个小渔村、贸易站和海军基地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城市国家，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运码头、第二大电子中心、第三大炼油中心和第三大外汇交易市场。2016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达2969.66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3万美元，在全球人均GDP排名中位列第6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新加坡成为全球排名第三的最具竞争力经济体。新加坡仅仅用了40多年，就将原先一个长期由英国统治的东方殖民地，建设成为亚洲现代化水平领先的国家，其步入现代化过程的许多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政府转变职能具有借鉴意义。
1959-1967年的初期阶段，以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为重点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其产业结构表现为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而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水利电力在内的第二产业则处于次要地位。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由于邻近的其他东南亚国家纷纷开展直接的进出口贸易，致使经由新加坡转口的贸易额急剧下降，新加坡经济迅速陷入萧条，失业人口急剧增加。面对这些困难，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主张发展进口替代产业，改变单纯依赖转口贸易的畸形产业结构。 这一时期重点发展食品、印刷、纺织、服装、木材加工等产业。经过近10年的发展，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由1959年的8.63%上升到1967年的16.27%，贸易业比重由 81.7%则下降到 32.28%，初步改变了过去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第三产业占支配地位的局面。1960-196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63%，这为新加坡日后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7-1979年的中期阶段，以产业结构多样化为重点
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国家后，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失去了马来西亚这块腹地市场，失业率高达10%。因而新加坡政府于1967年做出了调整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的决策，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并通过吸引外资投资新加坡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了解决大量失业问题，新加坡独立后首先采取了发展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方针。新加坡政府一方面颁布了《经济扩展法案》，改善基础设施，实施税收优惠，积极为企业提供贷款融资服务；另一方面成立了裕廊管理局等机构，负责工业区规划与管理。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全民充分就业，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期而至，新加坡开始重视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来应对经济转型的挑战。这时期重点发展的一项制造业是炼油业，到1970年代末，新加坡已经拥有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美孚石油、埃索石油、新加坡炼油公司等四座炼油厂。炼油业占制造业总产值超过 30%，新加坡成为全球三大炼油中心之一。其他重点发展的制造业是面向出口的船舶制造业、电器制造业和精密工程制造业等，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中心，以贸易、金融、交通、旅游等服务业为支柱的多元经济结构。这一阶段，新加坡经济以年均10.10%的速度高速增长，产业结构进一步多样化，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6.23%增加到23.59%，而金融与商业服务业的比重则从13.08%提高到15.47%。
1980-1985年的中后期阶段，以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为重点
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加坡出现了劳动力紧缺、工资成本上升、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此，新加坡政府强调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开始了经济转型。新加坡政府主要从三个方面来促进新加坡产业结构转型：第一是深化技术教育，提出“自动化、机械化、电脑化”发展方针，通过教育和培训开发人力资源，扩大各类教育的规模，特别是高等和专业教育；第二是采取税收优惠等财政政策，鼓励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吸引国际著名的电脑企业和石化制造商落户新加坡；第三是发展高附加值的金融和其他服务业，目标是将新加坡打造成为提供广泛服务的“金融超市”，确立新加坡“知识型服务业”的国际中心地位。 这一阶段，新加坡还重点发展会计、法律、广告、市场研究、电脑及管理咨询业、房地产、工程与设计等与区域金融中心相关的基础设施和产业。这一时期，尽管新加坡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年平均增长率从上一阶段的10.01%下降到7.3%。 但是每个制造工人的名义附加值从1979年18300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26900美元。
1986年以来的后期阶段，以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为重点
1985-1986年是新加坡独立后最为严重的衰退时期，政府开始对新加坡产业政策进行调整，提出要以制造业、服务业和本地企业为经济增长主力，并将产业发展重心放在服务业和本地企业上。为了促进服务业发展，新加坡把许多制造业的优惠扩展到了服务业，如市场先入者地位，投资补贴等。这为经济增长奠定了更宽的基础，使得其保持快速增长。这一阶段，新加坡经济以年均8.6%的速度增长，金融和商业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86年的21%增长到1997年的27%。后来，新加坡经济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全球经济性衰退后，面对着中国和印度崛起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要将新加坡建设成“知识型产业枢纽”，把制造业从下游的产品生产环节提升到研发和设计等上游环节，成为新产品的开发者。同时，还提出要发展以知识为主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促进科技发展，进一步发展创意产业，不断扩大经济腹地等。为此，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加强了对生物医学、信息产业等世界级科学工程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建设了新加坡科技研究中心纬壹科技城，并设立了全国科学奖学金，吸引年轻人从事科研工作。
国外经济转型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转型的视角：从速度到创新、由短期到长期的转变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在经历高速增长期后，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交织迸发，迫使日本改变原有依赖进口廉价能源的发展方式，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将产业结构向节能型、技术密集型以及高附加值型转变。德国在所经历的发展阶段都始终坚守“德国制造”，追求产品质量的无与伦比，打造产品的高端品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在转型理念和发展思想上，已经实现了从短期获利向长远布局的全方位转变。党的十九大将这种理念和思想进一步深化、升华。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论述，实际上就是对经济发展转向长期视角的顶层设计。综合分析前述四国的经济发展转型实践，中国从长期发展角度推动经济转型，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根本前提之一的是各地区能够认清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与以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科技等因素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二者之间存在的本质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彻底转变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主动从长远布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各项任务。
以政府为主导搭建平台加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党的十九大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重要部署，提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从前述四个国家的发展转型脉络来看，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经济与产业结构和形态逐渐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迈进，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格局，不仅是整个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动力转换的客观需要，也是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质量和效率的现实所需。但是，在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和转型过程中，由于各参与主体“动作上”的非同步性，往往造成了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主体之间存在较为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对各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对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的产学研融合机制造成不利影响。在借鉴前述四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时，需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应有作用。为此，我们需要重点借助由政府部门主导或牵头搭建起来的各种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汇聚和交流平台，使各方主体能够更为有效地互通有无、分享信息，进而有效找到相互之间可以进行对接与合作的方面与领域，并以此来加速产学研深度融合技术创新体系的建构进程。
以重视实体经济为中心，延伸产业价值链和产业网络。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的经济转型实践中都十分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德国在发展新经济时，确立了计算机、信息技术、航空等新兴产业；21世纪初，又把新能源等作为发展目标。当前国际上的产业发展已经到了产业集群加上产业网络的复合发展层面，并且后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整个产业的地理概念和地域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产业网络、产业价值链越来越在全球产业布局中扮演重要角色。产业网络、产业价值链的内涵，要求我们除了关注制造环节以外，还要考虑对产业发展趋势的控制和相关的研发投入，以及对市场的控制和其他配套服务。我国的企业在实现转型升级中，应努力在产业网络和产业价值链中寻求实现：对高端，努力搞研发、做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参与制定国际行业标准；对市场端，要努力做国际品牌，建立和拓展国际市场通道和网络，掌握定价的话语权。此外，我们要通过解决实体经济发展困难，推动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使中国制造迈向中高端。同时，我们要着眼长远，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发展大国制造业。
在产学研深度融合过程中，打造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因素在推动，人力优势是国外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成功的重要基础。新加坡在建国初期面临着人口素质低下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新加坡一方面加大教育投入，历年来其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的比重最低为 12%；另一方面始终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与其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紧密结合。 日本则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我国在目前的经济转型发展中，同样存在着人才短缺的问题，特别是“干中学”“研中学”在培养和提升专业型和应用型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还相对有限。在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实现产学研的有效结合，打造创新型、应用型人才，不仅是有效对接市场所需人才的举措，也是更好促进人综合素质提升、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保障。
建立稳定的制度环境，不断升级产业政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通过立法、政策手段来保证经济转型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良好稳定的制度环境，能够为经济转型提供良好的社会坏境和发展环境。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日本专门建立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制定了《中小企业法》，确定了以产业技术政策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体系，建立起了一套规范有效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流程。而在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也必须在不断完善制度环境的基础上，针对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升级产业政策，形成完备的产业政策体系。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国民福利待遇。经济转型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导致有的产业工人面临短期结构性失业的风险，有的产业会成为“社会新宠”，从而导致社会上人心不安。美国面临这样的问题，采取的措施是通过财政支持提高转型时期社会的福利保障、针对社会结构不稳定的因素建立相应的特殊性政策、完善社会应急措施。德国则是通过提高国民福利待遇来应对失业导致的社会不安危机。通过国外的成功转型案例，可以看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完善的国民福利待遇，有利于稳住人心，避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防止劳资矛盾激化。因此，我国在经济转型升级中也需及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经济转型提供动力和安稳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