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利用2015年的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5)，比较分析了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主观阶层认知对社会治理效能感有正向影响，且对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功能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均有正向影响，且功能社会资本更有助于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提升，即农村社会信任程度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大于城市。结构社会资本只对城市居民有正向影响，即社交频率越高，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越高。主观阶层认知在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社会治理效能感 主观阶层认知 社会资本 城乡居民
一、引言
“社会治理”是近几年最引人注意的研究议题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治国理政新理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的社会发展目标，在社会治理方面要求“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强调了全民参与的内涵，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当前，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居民对社会治理成果的评价和反馈，但关于构建居民在社会治理中主体地位的概念和相关指标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本文聚焦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研究。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一方面表达了居民对社会治理成果的评价、期待；另一方面体现了居民对参与社会治理的信心，以及参与社会治理行动的潜在可能性。研究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参考价值。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城乡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鉴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社会治理质量和水平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城乡差异。因此,在当前城乡二元格局的社会背景下,对影响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具有意义。有关社会治理效能感的文献较少，但参考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可将影响政治效能感的因素归纳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论”、“政治参与影响论”、“政治心理互动论”和“政治环境影响论”等重要命题，其中对“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论”的研究颇丰。社会经济地位又可分为主观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其中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人们对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认知结果。主观认知影响人们的社会行动，主观维度中“结构—意识—行动”的逻辑链条更为明确具体、真实可靠，考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更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且具有比客观维度更强的预测力。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个体关心公共事务并形成互惠合作的规范网络，是居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条件与基本特征，而社会治理效能感蕴含着居民参与社会治理行动的可能性，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效能感之间存在联系。因此，本文将主要从主观阶层认知和社会资本两个维度，对以下研究问题进行探索：首先，影响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因素存在哪些差异？其次，主观阶层认知、社会资本对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会表现出一致性吗？最后，主观阶层认知在社会资本、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中又发挥怎样的作用？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一）社会治理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一词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最早是指个体效能感，即个体对自己能否在一定水平上完成某一事项所具有的能力判断、信念或主体自我把握与感受。随着研究的深入，“效能感”逐渐被扩展运用到不同的学科领域，在社会学领域为人所熟知的概念是“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个体自我效能感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公众是政治效能感的主体,其客体是政治，是个体对政治的主观感受,是对自身政治能力的一种自信程度的衡量。
近年来，学界从不同学科领域对社会治理体制、模式和路径等议题都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社会治理是指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在形成合作性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法、理、情三种社会控制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以达到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一种协调性社会行动。关于社会治理的评估，一个是以政府为中心的视角，主要采用客观指标；另一个是以公众为中心的视角，采用主观指标。就总体趋势而言，政府绩效评估转向以公众为中心，公众满意成为政府绩效的终极标准。目前，国内关于社会治理绩效的指标或社会治理满意度的指标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央编译局与清华大学提出“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二级指标包括六个评价维度:人类发展、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参与。主观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居于次要地位。张欢等从社会治理公平感、社会服务满意度和社会幸福感三个维度来构建社会治理主观指标体系；吴建平从宏观基础秩序、中观群体关系和微观个人福祉三个层面来衡量社会治理绩效。但这些评价体系的出发点仍是政府角度，难以突出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公众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四大要素之一，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从主客体之间的主从关系逐步转变为主体与主体的关系，社会治理的方式也逐步从自上而下为民做主转变为平等的合作。现有的社会治理评估的出发点与现阶段倡导的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相符合，与此同时，关于影响社会治理指标因素的实证研究较少。
仲利娟借用了“政治效能感”的概念，首次使用了“社会治理效能感”的概念，认为其是公众对社会治理效果的评价以及对社会治理的期望，较高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众对社会治理的期望程度以及对社会治理实践的潜在参与程度。刘晋飞将社会治理效能感的主观指标测量进一步操作化，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社会阶层和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能感的提高促进青年群体参与社会治理行为，两者之间产生互为促进、互为影响的正向关系；阶层流动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社会治理效能感脱胎于政治效能感，因此社会治理效能感一方面强调了主观指标的测量，表达了公众对治理效果的评价和期望；另一方面凸显了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也包含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的潜在可能性。参照坎贝尔关于政治效能感的界定，社会治理效能感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人认为自己的行动对社会治理过程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觉,也是值得个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去实践公众责任的感觉，是公众感受到社会的改变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在改变中扮演一定角色的感觉”。其主体是公众，客体是社会治理。
（二）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效能感
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政治效能感因素中受关注最多的因素。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是导致个人政治效能感差异的重要来源，变量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政治面貌、户籍等。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往往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政治效能感越高。在中国，政治面貌也是影响社会经济地位的因素之一，是否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仅代表其政治身份，也代表其政治资本和所受待遇，一般来说，党员在农村的影响力大于非党员。户籍是中国特有的制度，裴志军对城乡居民的政治效能感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差异使城乡居民的政治效能感产生差异，城市居民的政治效能感高于农村居民。
社会经济地位可分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经验研究表明,人们所处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其个人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认同并不一致。人们的阶层认知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他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同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动”有关。首先，主观阶层认知反映了客观地位与主观期待的差距；其次，主观阶层认知意味着人们可以把自己的绝对收入、财富与地位等放入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去进行比较，不同背景的人对自己阶层划分的标准可能不尽相同。而很多研究表明，对于要考察的因变量,主观阶层比客观阶层的预测力更强。刘伟通过对CGSS2010数据的分析发现，收入并没有对城市居民的内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产生显著影响，但是主观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的内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崔岩通过对CSS2019数据的分析发现，主观阶层认知不同，其政治社会参与形式和动机有着显著差异。
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个人的政治社会化程度越高，接收的相关信息就越多，相应地，对政治的认知和兴趣就高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体，这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的政治态度也会相应地转变，变得对政治有影响力。社会经济地位对效能感的影响十分重要，也可以说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社会化程度以及接收的信息就越多，相应地对社会治理的认知和参与的潜在可能性就高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体。然而，个人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客观指标，特别是社会上层的客观指标，往往不能准确反映实际状况。同时，基于已有研究，主观阶层认知比客观阶层认知更能预测因变量，相较于客观测量，主观阶层认知分析更为真实具体，且能直接紧密地与一系列社会后果性议题相关联，比较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影响因素，将主要考量主观阶层认知的影响作用。因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1：
H1:主观阶层认知对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产生显著影响。
从社会资本视角看，社会治理的实现有赖于发育良好的社会资本。帕特南提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在这一概念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丰富其内涵。帕克斯顿提出的社会资本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能将处在不同社会空间的个体相互联系起来的客观存在，另一部分是个体主观上对个体之间关系的感受，这种关系必须具备互惠以及信任等一些情感因素。具备这两部分的社会资本能够为个体和整个群体实现他们想要的目标。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成员间互利合作的可能性与信任搭建起的网络关系结构有关，关系结构越密集，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Uphoff等认为社会资本可以理解为由两个相互联系的类别构成，即结构社会资本和认知社会资本。Cheung等将社会资本区分为结构社会资本和功能社会资本。结构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的构建，社会网络的强度或凝聚力取决于参与或互动的频率、密度和网络的同质性；功能社会资本指的是人与人之间资源的转移活动，即个人从他或她的社会环境中获得帮助的相互过程。胡康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的一种特征，如信任和互惠规范等能够转化为生产能力，认为社会资本的实质是以信任为核心，包含公众参与网络及互惠规范的资源集合体，当网络中的信任程度及互惠规范程度达到一定强度时，社会资本就能够有生产能力，个体或集体行动者便可以动用嵌入网络的资源来促进行动。他沿用了前人对社会资本的二分法，将社会资本视为功能社会资本和结构社会资本。
较多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居民的政治参与有影响。罗家德等还将社会资本分为社区社会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分析社会资本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同时，“信任”作为社会资本视角的核心维度，与效能感密切相关。实证研究显示，社会信任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两个因子对公众的外在效能感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对主观阶层认知也会产生影响。边燕杰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如果是社会资本的优势者,其自我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估亦高。张顺等通过拜年网定义社会资本，得出城市居民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对自己的阶层自我定位评价越高的结论。蔡文聪等对陕西、甘肃、山东、云南四省农户进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阶层自我定位。秦广强的研究认为，从解释逻辑上看，主观分层维度强调意识、观念在“结构位置与社会性后果”之间的中介作用，更重视感知、意识、选择、行动等要素，主张遵循“结构—意识—选择/行动”的解释逻辑或更为直接的“意识—行动”逻辑。基于上述文献，我们提出研究假设2和假设3：
H2:社会资本对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产生显著影响。
H3:主观阶层认知在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三、数据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基于二手数据的局限性，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较为适合从社会资本、主观阶层认知角度研究社会治理效能感，因此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数据。2015年CGSS项目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78个村居社区，共完成有效问卷10968份。剔除缺失值后，拥有城市户籍的4752人，拥有农村户籍的6194人；女性5834人，男性5134人；汉族10097人，其他民族851人。
（二）变量测量
1. 社会治理效能感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社会治理效能感。借鉴已有研究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测量操作，依据“中国社会管理评价体系”课题组构建的“中国社会治理指标体系”，社会治理主要包括人类发展、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参与六个维度，本文采用主观测量指标。
人类发展由“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测量，赋值1~5分，由“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社会公平由“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测量，赋值1~5分，由“完全不公平”到“完全公平”。公共服务包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对目前公共服务总体上在各方面的满意程度如何？”，包括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资源分配的均衡程度、服务的便利程度、服务的普惠性程度四方面内容，赋值1~5分，由“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第二个问题是“您对政府所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管理、文化体育和基础设施五个方面的满意度如何？”，赋值0~100分，0分为“完全不满意”，100分为“完全满意”。社会保障由“您对政府所提供的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和基本社会服务四个方面的满意度如何？”测量，赋值0~100分，0分为“完全不满意”，100分为“完全满意”。公共安全由“您对政府的打击犯罪是否满意？”和“您对政府捍卫国家安全是否满意？”测量，赋值1~5分，1分为“非常满意”，5分为“非常不满意”，不进行反向赋值。社会参与包括“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和“您是不是工会成员？”两个问题，均设置成1为“是”，0为“否”。
我们对上述指标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KMO值为0.935，Bartlett球形检验达到0.01的显著水平。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采用最大方差法得到旋转后的因子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32.326%、16.081%、8.191%、6.858%、5.448%，总贡献率达到68.904%。根据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以方差贡献率作为每个因子的权重，乘以各因子得分，加总计算出社会治理效能感总分。为便于描述统计分析，本文将社会治理效能感指标的因子得分转换为1~100分之间的指数。
2. 主观阶层认知
主观阶层认知既是本文的主要预测变量，又是本文的中介变量。由问卷中“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社会的哪个等级上？”测量，1代表最底层，10代表最顶层。
3.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本研究的另一个主要预测变量。根据文献综述，本研究将社会资本视为两部分：结构部分和功能部分。结构部分要素包括网络的规模及网络的交往频度；功能部分主要构成要素是体现网络关系强度的信任和互惠规范。胡康将结构社会资本和功能社会资本概念操作化后，探究社会资本对城乡居民健康的影响。本研究借鉴其文中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操作，也将从社会资本的两个构成部分对居民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
结构部分主要测量社会交往频度。本研究采用问卷中的问题“在过去一年中，您与邻居、其他朋友社交娱乐的频繁程度如何？”进行反向计分，重新赋值1~7分，频率从“从来不”到“几乎每天”，频率越高，数值越高。对其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KMO值为0.5，Bartlett球形检验达到0.01的显著水平，采用最大方差法旋转后得到一个因子命名为“结构社会资本”。为了便于描述统计分析，本文将结构社会资本的因子得分转换为1~100分的指数。
功能部分主要测量社会网络中的信任程度来衡量社会资本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网络中的信任强度比其互惠规范强度更能体现社会网络的生产能力。本文采用问卷中“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中，您觉得下列人士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这道题，赋值1~5分，从“绝大多数不可信”到“绝大多数可信”。对其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KMO值为0.729，Bartlett球形检验达到0.01的显著水平，采用最大方差法得到旋转后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0.928%、17.358%、16.958%，总贡献率达到55.244%。根据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以方差贡献率作为每个因子的权重，乘以各因子得分，加总计算出“功能社会资本”。为了便于描述统计分析，本文将功能社会资本的因子得分转换为1~100分的指数。
4. 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表明，除了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外，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政治认同、政治参与、媒介使用等因素均会影响政治效能感。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民族、个人全年总收入（取对数）、家庭相对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媒介使用九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民族、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设置为二分类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汉族”为1，“其他民族”为0；“有配偶”为1，“无配偶”为0；“有党派”为1，“群众”为0。受教育程度为定序变量：“小学及以下”为1，“中学”为2，“专科”为3，“大学本科及以上”为4。家庭相对收入为定序变量，本研究采用问卷中的“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这道题，由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5分。
媒介使用的测量采用问卷中的问题“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体的使用情况是?”，赋值为1~5分，数值越高代表使用频率越高。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KMO值为0.676，经最大方差法旋转，得到两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包括互联网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信息使用情况，命名为“新媒体因子”；第二个因子包括电视、广播、报纸使用情况，命名为“传统媒体因子”。
四、研究发现
从总体样本上看，社会治理效能感得分为66.98分；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得分为67.05分，略高于总体样本；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得分为66.93分，略低于总体样本。
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统计方法，分别建立3个对比模型，模型1为基准模型，模型2加入“主观阶层认知”，模型3纳入社会资本的两个因子。同时，为比较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影响因素的差异，每个模型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又做了对比分析（见表2）。
从人口学变量看，性别、年龄和民族对于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婚姻状况对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始终没有影响。首先，从性别角度看，在所有模型中，性别只对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有影响，且回归系数均为负数，意味着男性的社会治理效能感要显著低于女性，这可能是因为农村男性更多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实践，亲身体验使这一群体对社会治理成果有更高的要求，但现实状况与要求有一定差距，导致其对社会治理的评价低于女性。其次，从年龄角度看，在6个模型中，除了模型3中城市居民的年龄对社会治理效能感没有影响外，年龄对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均为显著正相关，且农村居民的年龄对其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更大，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上升。在农村地区，随着年龄的增长，参与当地社会治理实践的次数和机遇越多，对社会治理成果的评价越高、期望越大，参与行动的愿望也更加强烈。最后，从民族身份看，民族只对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有影响，以模型1为例，城市汉族群体的社会治理效能感高于其他民族。
从社会经济地位看，个人绝对收入、家庭相对收入和政治面貌对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受教育程度从始至终对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没有影响。首先，从个人绝对收入看，收入越高，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越低；从家庭相对收入看，家庭相对收入越高，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越高。其次，从政治面貌看，政治面貌仅对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有影响，有政治身份的农村居民比群众身份的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更高，政治身份给予居民更多责任感，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更多和潜在可能性更大。此外，控制变量中传统媒体因子在6个模型中均对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新媒体因子仅在模型2中对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有负向影响。传统媒体是政府等主流声音传播的重要渠道，居民接触传统媒体的频率越高，对社会治理成果的了解越多，期待越高，自身参与的动机也越强烈。
模型2加入了主观阶层认知，在模型2中，主观阶层认知对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主观阶层认知越高，社会治理效能感越高，且对城市居民的影响更大。以模型2为例，主观阶层认知每上升一层，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提升1.153，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提升1.047。模型3加入功能社会资本和结构社会资本两个因子。功能社会资本对城乡居民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即信任程度越高，社会治理效能感越强；结构社会资本仅对城市居民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社交频率越高，社会治理效能感越强。
基于文献回顾和已有文献的变量处理方法，本研究将主观阶层认知进一步作为社会资本与城乡社会治理效能感的中介变量进行检验。同时，将功能社会资本与结构社会资本相加得到“社会资本”变量。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思路，比较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主观阶层认知的中介效用（见表3）。
在城市居民中，社会资本对主观阶层认知的回归系数为0.0741（p<0.001）,a显著；社会资本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回归系数为0.0914（p<0.001），直接效应c′显著；主观阶层认知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回归系数为0.1342（p<0.001），b显著；社会资本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总效应c也显著，回归系数为0.1013（p<0.001）。a，b，c，c′都显著，且a，b与c′同号（见表3）。根据bootstrap法检验，间接效应乘积结果显示95%置信区间［0.0021，0.0066］不包含0，结果显著；直接效应乘积结果显示95%置信区间［0.0241，0.0536］不包含0，结果显著。由此可以认为主观阶层认知在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0%。
在农村居民中，社会资本对主观阶层认知的回归系数为0.0707（p<0.001）,a显著；社会资本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回归系数为0.0498（p<0.01），直接效应c′显著；主观阶层认知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回归系数为0.125（p<0.001），b显著；社会资本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总效应c也显著，回归系数为0.0586（p<0.001）。a，b，c，c′都显著，且a，b与c′同号（见表3）。根据bootstrap法检验，间接效应乘积结果显示95%置信区间［0.002，0.0064］不包含0，结果显著；直接效应乘积结果显示95%置信区间［0.0078，0.037］不包含0，结果显著。由此可以认为主观阶层认知在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5%。
由图1可以看出，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主观阶层认知均在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且在农村居民群体中，主观阶层认知的中介效应更大。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居民的主观阶层认知，进而正向影响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即社会资本的提升，提高了居民的主观阶层认知，进而提升了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
五、结论与讨论
我国城乡社会治理质量与水平不同，也体现在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差异上。本研究利用2015年的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5)，主要从居民的主观阶层认知、社会资本的视角比较分析了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得分略高于总体样本；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得分略低于总体样本。具体结论如下：
一是主观心理认知因素对社会治理效能感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控制变量中将主观层面的家庭相对收入水平放入模型，同时将主观阶层认知作为主要预测变量纳入考察范围。数据分析显示，家庭相对收入水平和主观阶层认知对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均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个人绝对收入对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相反。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教育对社会治理效能感始终没有显著影响。主观上，人们通过比较得到对自己社会地位相对位置的认知，在比较过程中，那些正在上升到相对优势地位的人拥有向上的流动轨迹,这一过程给人们带来了乐观的态度，使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治理成果的期待也随之提高，认为自己的行动对社会治理过程能够产生影响力的信心更加充足，加入社会治理实践的驱动力和责任心也更强。主观的阶层归属和地位认定直接决定着个体的社会行为模式，一般而言，主观上认定自身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群体，也可能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渠道对社会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对承担公民主体责任的愿望和信心也就更加强烈。相较农村居民而言，主观阶层认知较高的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和渠道去影响和参与社会治理过程，对社会治理成果有更多期待，这也可以说明为何主观阶层认知对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的影响。
二是社会资本对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影响存在差异。本文的社会资本由功能社会资本和结构社会资本构成，功能社会资本对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结构社会资本仅对城市居民有显著正向影响。二者的不同取决于农村和城市社会的差异。农村社会是熟人社会，基于“血缘”“地缘”的信任网络更加牢固，这种关系以互惠互利的行为表现出来，具有一定程度的情感依赖和信任，体现出持续性、情感性与互惠性的特点，以信任为核心的功能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比城市居民更大；而城市社会是陌生人社会，人们需要通过不断地交往，保持或扩大原来的网络规模，进一步维持或提升网络的信任强度，交往的过程也是增进彼此信任程度的过程，因此社交频率越高，结构社会资本越多，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越高。
三是主观阶层认知在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关系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社会资本的增加，提升了居民的主观阶层认知；居民主观阶层认知的上升，提高了社会治理效能感。一方面，居民的社会资本越丰富，越可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工具性社会资源，能运用社会资源获得较多利益，进而断定自己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尤其农村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体现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可以视为一种根本的社会资源，是阶层自我定位评估的要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主观阶层认知在社会资本、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关系中发挥更大的中介效用。另一方面，自我认知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群体，享受到了更多社会治理带来的益处，对社会治理成果的评价就会更高。同时，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渠道和影响力，对自身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并产生良好效果更加自信，他们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觉醒，自愿加入社区治理实践的热情更加高涨。此外，社会资本对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也有直接效应，社会资本的提升，能显著提高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信任是社会资本最关键和本质性的核心要素，实现全民共治的前提是主体间的良好互信。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由信任搭建起的关系结构越密集，共同体成员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的潜在可能性就越大。
近年来，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也有许多进展，学者们都认同多元主体协同是社会治理运作的基本要件，在实践层面表现为通过多种路径实现治理目标。这种通过多元协同达到目标的做法既能够坚持人民的首要地位，又将执政党意志与百姓福祉高度统一。因此，衡量国家制度和政策现代性的重要原则和标志就是“人民性”，表现为尊重人民群众利益、引导人民群众参与、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首要评价标准。通过提升治理能力，逐步实现处于政府、市场、社会交会点上“人”的共生共在。本研究将关注点落在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上，突出人民对社会治理的主观感受，对加快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建设，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引导人民参与，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具有借鉴意义。但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主观阶层认知在社会资本与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关系中的中介效用不够大，特别是在城市居民群体中，可能还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需要进一步探究；二是社会治理效能感可以进一步参考政治效能感，区分出内在、外在的社会治理效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