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
杨宁(1988-),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00)。
文章来源 ·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12)。
1摘要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关怀维度表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新型关系理论与实践。它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与人类前途命运的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道德命题与新发展道路结合起来，是对生态文明这一全人类共同进步要求的坚持，是对资本主义内在反生态发展模式的批判与超越。面对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与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贫富差距存在的长期性与生态公平实现的迫切性、生态价值观念的纯粹性与社会实践的复杂性这三重张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必须把握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释放社会主义制度效能，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建构生态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嵌关系以及实现全球合作。
2关键词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1),这是党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范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维度的理论自觉与政治追求(2)。学术界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基础理论研究还不充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攻坚期”和“窗口期”共存的关键节点，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在展望其愿景的同时，积极回应我国生态实践过程中的现实难题，把握机遇，攻坚克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建设美丽中国。
1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科学认知
从学理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个科学性术语，应该对其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析与论证。事实上，相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学术界还提出了另外两个基础性的问题。一是生态文明是否有“姓资姓社”之区分；二是是否存在“资本主义生态文明”。笔者认为，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首先要准确界定“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这是研究的逻辑起点；其次要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维度分析资本主义生态价值取向与实践的本质及特点；最后要阐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存在的依据及其本质属性。
1.生态文明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
关于“生态文明”的概念，学术界尚未形成高度共识。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高级阶段，即在承认工业现代化基础上所进行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另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区别于之前一切文明(包括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强调的是一种新文明特质。要准确理解“生态文明”的概念，首先要准确界定“生态”与“文明”这两个元概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这主要是从自然科学角度所做的阐释，然而发展至今，“生态”已超越纯粹的自然科学范畴，而指向一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可类比于“生态系统”一词，即指生物群落中的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和周围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构成的整个体系。“文明”即文化，而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由此，“生态文明”是指各生物之间以及生物和周围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构成的整个体系，即人、自然、社会之间和谐共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种形态能够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全面和谐、整体优化与循环发展，因而是超越工业文明的一种崭新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总结与现实升华。
从人类发展的大历史来看，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始自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20世纪中后期，欧美学者出于对本国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严峻生态危机的反思，撰写了诸如《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作品，环境运动应运而生。环境运动是一场广泛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阶级性，透视着不同群体与生产资料之间的所有制关系。环境运动的参与主体涵盖普通民众、学生、记者、律师、科学家等各类群体，这些群体的共同特征是不占有生产资料、受资本逻辑的支配。总体而言，西方理论界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探讨主要表现为“浅绿”“深绿”“红绿”三种思潮。“浅绿”思潮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其将自然界视作一种对象化的存在，希望通过环境政策、科学技术创新等解决生态危机。“深绿”思潮建立在生态中心主义基础之上，将自然视作人类文明作用范围之内的“荒野”,同时将生态文明与经济增长、技术运用对立起来，希望依靠改变生态价值观念、个人生活方式等解决生态危机。“红绿”思潮则倡导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生态问题，强调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3)。“浅绿”和“深绿”两种思潮都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因而与真正的生态文明背道而驰。“红绿”思潮则倡导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反映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这与生态文明的价值内涵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由于其强调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因而其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实践困难重重。
随着生态危机加剧，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其政策导向，通过政策创新、技术革新、产业结构调整等手段减缓本国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如美国建立了较完善的生态保护法律体系，成立了国家环境保护署等专门机构；德国非常重视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建立了有效的包装废物回收体系；英国把发展绿色能源放在首位，致力于发展风能、潮汐能等(4)。然而，这些政策、技术调整并不能真正和彻底化解人与自然间的冲突。究其根本，“资本主义”与“生态文明”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一，就资本的内在逻辑而言，资本运动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马克思认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5)。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追求资本绝对增殖与扩张基础上的思想体系与行为模式(6),这就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从而造成人与自然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因而，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之上的制度与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具有反生态本性。其二，就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状况而言，西方国家的“生态”城市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是伴随着“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来到人世间的，这一过程已经蕴含着环境问题本质的胚胎形式(7)。如今，即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现实发展阶段上强调对生态价值的尊重，但不可忽视的基本事实是，这些国家利用国际产业链巧妙地转移了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这种单纯的末端处理方式或称技术手段，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国内生态危机，反而将环境污染扩散至全球范围，是自私的、狭隘的和虚伪的。这恰恰证实了正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全人类的生态危机。因而，“资本主义生态文明”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框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才能走向“生态文明”。
2.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提出及其要义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就已经注意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其思想主要体现为“兴修水利”“绿化祖国”“控制人口”“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等思想。在200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生态文明”一词首次写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8)。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并将生态文明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一。党的十九大提出“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由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限于一种学术探讨，而且逐渐演变为一种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进而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关怀维度下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然而，当前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基础理论研究还较薄弱。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还存在西化、标签化、功利化、庸俗化、异化(9)等现象。对此，需要进一步强化“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属性，强化“生态文明”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本土话语权，从理论基础、本质属性、实践反思、未来走向等维度论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存在的必然性、逻辑的自洽性、现实的客观性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总体关照。
其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未来想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树起生态的旗帜，并特别强调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对自然生态的重大影响(10)。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并无“生态文明”,但他们从未脱离自然来思考和研究问题。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1)人来自自然，并以自然界作为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自觉能动地改造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制度是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唯有共产主义方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实现“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某种意义上说，是“生态文明”的初级阶段，必将经过长期发展走向并实现“生态文明”,这是一个客观必然的历史进程。
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对“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揭示，具有逻辑的自洽性。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基。在此制度背景下，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劳动人民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也是劳动产品的主人，人向自己的社会本质复归。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状态，指向人与人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解。同时，社会主义社会强调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与调节，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12)的，因而，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实现对市场经济、资本、技术的有效规制，从而确保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形态，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体，必须破解“价值解”的人性贪婪论、“技术解”的技术原罪论、“市场解”的市场缺失论(13)。只有在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全面和谐、整体优化和循环发展。因此，在本质层面上，“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其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态实践反思的产物，具有现实的客观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一个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过程。当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生态文明观念常常受到西方霸权语境的侵蚀与扭曲。同时，西方国家通过技术手段、政策创新等手段搭建起来的生态屏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现实效果，而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由生态破坏所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且其所实施的各项生态治理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是学习和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由此导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失语现象。这一方面与社会主义国家当前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另一方面还与当前生态文明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较薄弱有关。因此，必须强化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导向性，增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并因地制宜地强化相关制度设计与经验案例总结，形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创新发展模式。
其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指向人类社会的光明前景，具有对人类命运的总体关照性。资本主义历来强调的是一种“原子论”,即个体性、局部性；而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人民至上乃至全人类利益至上，即整体性、全局性。社会主义发展指向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目标，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不仅立足于满足人们对于美丽中国的需求，同时着眼于构建“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根本区别于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利用国际产业链“巧妙”地转移国内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进而将工业污染扩散至全世界的片面的、狭隘的生态观念。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突破了国与国的界限，是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制高点来审视生态问题，是对资本主义生态观念与行径的解构和超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意味着一种更为积极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进路，意味着一种国内维度与国际维度自觉契合的未来发展趋势，具有对人类命运的总体关照性。
总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绝非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具有从整体上关照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论基础、制度支撑和正义分配秩序保障。从表面上看，似乎存在生态文明的资本主义方案和社会主义方案之别，但实际上，资本主义与生态文明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无法达到实现生态文明的高度和层次，因而只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才代表真实可行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方案，是一种逻辑自洽、现实可行的生态文明模式。由此可见，并不存在生态文明的“姓资姓社”的区分，只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才能实现人类生态文明。
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基本属性
为进一步把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科学性、真实性，还必须深入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基本属性问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所对应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生态文明。社会主义公有制内在地规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基本属性。
其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整体产权属性。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属于全体人民或劳动者集体所有的形式，也即国家与生产集体是自然资源及其生态产品的合法拥有者。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14)。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拥有处置个人所有土地及其他物质形态的自然资源的权利，而这样一种安排却服膺于资本获利最大化原则，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个人理性化原则基础上的集体破坏性后果，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破坏成为先发展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曾面临的发展死结。相反，社会主义公有制却在产权安排上保障了整体利益，设定了否定个体自利性伤害社会整体生态利益的制度保障。
其二，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生产、生活与生态关系处置中的普遍平等原则。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内在地决定了不平等的劳资关系与产品分配关系，最终也就导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大小资本家之间在生产与生态两端承担的代价、享受的成果等方面处于完全颠倒的状态。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全体劳动者之间是平等劳动的生产关系。全体劳动者对于资源与环境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并共同、平等地参与对资源与环境的决策、管理、分配、治理等环节。
其三，社会主义公有制赋予国家在追求生态文明价值上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资本主义国家本质是资本家集体代言人，资本家通过选举制、政党制、议会制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掌握和调控。资本的利益主导了国家行为与价值选择。尽管20世纪下半叶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内部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缓解了其阶级矛盾，但诸如生产与生态之间的矛盾则沿着国际市场、全球产业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而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对全球生态文明作出有价值的根本性变革。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从社会整体和人类文明的价值关照出发，既利用“看得见的手”弥补“看不见的手”来调解和化解自由市场的内在弊端，又从代际公平、全球正义的立场来倡导和追求生态文明的可持续性建构与全球建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六大原则(15)就是对这一制度和理念的生动写照。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崭新文明形态，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解的全部成果的总和。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本身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制度建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也曾为追逐物质利益而导致生态环境问题频发，并且，这种现象还未彻底根除。因而，必须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创新发展模式，积极回应在实践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并寻找破解之策，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改良之间的良性循环，共建美好家园。
2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愿景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新样态，内在隐含着更加科学合理的人类生存法则与规律，指向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这一理论愿景可概括为经济层面的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以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环境的有效保护；政治层面的消除贫困，以实现生态公平；社会层面的全体社会成员生态素养显著提升，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经济愿景：生产力高度发达，实现自然资源合理配置、环境有效保护
邓小平曾经提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6)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是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为了生存而成为雇佣工人。工人生产得越多，被剥夺得就越多，地位就越低贱，生活就越贫困。马克思把这种劳动称为“异化劳动”。与此同时，随着生产的逐步扩大，购买力的相对不足会导致生产过剩，进而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从而又进一步激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给民众造成深重灾难。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其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蕴含着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内在要求。
其一，社会主义注重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实现人的劳动的复归。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解释了资本积累和资本增殖的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扭曲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异化现象不是永恒的，而是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约的异化，随着这种生产关系的消失，异化现象也将消失。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能够实现人的劳动的复归。此时，劳动不再是人们谋生的手段，而回归于人的类本质，“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17)。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占有与使用也实现了一种复归，人们不再为获取额外的私利而向自然无度索取，而是满足于其基本的生产生活需求。
其二，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全体民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实行的是有计划的生产。当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8),人民将自觉地创造历史，成为真正的主人。这种自觉创造是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进行的，是一种“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9)。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2.政治愿景：消除相对贫困，实现生态公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导致其政治变革。自原始社会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即开始出现阶级，阶级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导致社会财富逐渐积聚于少数群体，这部分群体拥有大量产业和财富，并逐渐形成寡头，造成行业垄断。这种垄断和寡头地位通过与政党集团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支配和主导着整个国家，从而造成政治权力的垄断。由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是为少数人的利益集团服务的，其政策方针的制定必然与少数人的利益集团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是一致的。这种少数人的私利，必然会损害多数人的权利，包括平等获取自然资源的权利，以及平等承担生态环境破坏的责任。而现实情况是，少数人的利益集团占有更多资源，却承担较少生态环境破坏后果；多数贫苦大众占有较少资源，却承担较重生态环境破坏后果。生态不平等、不公平现象凸显。
社会主义的政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此时的社会能够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生态公平、平等是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共同富裕的基础与前提。生态公平主张利益共享，风险分摊，平等地分配利益，公平地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受益者回馈受害者、弱势群体和自然(20)。一般而言，人与自然无所谓公平关系，因为自然不具有意识，不可能具有某种价值取向。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由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产生的，只有人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凸显出自然的价值，人与自然是互为对象的(21)。因此，生态公平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平衡。生态公平强调每个人能够公平地享有获得自然资源的权利，同时平等地承担因生态环境破坏而带来的消极后果，即各主体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事后补偿是对等的，在资源获取上获利多者，所担负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也越大。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社会基础，也为实现生态公平创造了可靠的制度条件。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正是由于贫困的消除，使得社会成员能够公平、平等地占有、使用生态资源，同时也公平、平等地承担环境保护的义务。在此过程中，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呈现出一种良性的动态平衡。
3.社会愿景：全体社会成员生态素养显著提升，实现“两个和解”
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生态素养显著提升的基础之上的，在生态领域致力于实现“两个和解”,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与“人类本身的和解”。
其一，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首先，人脱胎于自然，并构成自然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尚书·泰誓上》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这里的天地即自然，强调自然是万物之母。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绵延不息的根本。其次，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其生命历程必须符合自然规律。再次，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人类要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物、水等生命必需品，也要从大自然中获得美的享受、精神满足等。最后，人作为能动的主体，能够反作用于自然。积极的反作用能够促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消极的反作用却会对自然造成破坏甚至导致生态危机。区别于“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生态中心主义”这种单向度的生态理念，人与自然的和解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其二，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认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22)。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实践活动是盲目的、被动的，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冲突基础上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是资本无限扩张的后果，也是资本在有限空间集聚的后果。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剥夺了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23)。资本扩张与集聚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对立冲突的过程。一方面，资本的扩张与集聚必然会抢占有限的自然空间，造成自然资源的紧张和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资本扩张与集聚还伴随着血腥的镇压，在有限的自然空间内上演“羊吃人”的恶剧，从而进一步激化阶级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急剧扩张必然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而这种恶化关系会反过来报复人类。“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24)社会主义社会致力于实现人与人的和解，这个过程是实现人的自觉的类存在的过程。此时，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而是有机统一的生命共同体；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是恶性竞争、互相倾轧，而是平等互助的命运共同体。
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现进路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是束之高阁的虚幻玄想，而是必须转化为现实的行动举措，并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进来，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者和参与者，同时也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成果的获得者和共享者。但在现实中，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从理论到实践还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化过程。
1.经济难题及其破解：针对经济持续增长对资源环境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张力，需要把握规律，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经济愿景指向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这无疑需要丰富的自然资源与足够的环境容量作为支撑。而在现实生活中，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环境的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张力。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日益增长，生态环境破坏日甚。根据约翰·洛克斯特罗姆等人提出的“地球边界”理论，地球总共9个“生命支持系统”中已有7个处于越界或临界的危险状态(25),这给全人类再次敲响了警钟。众所周知，自然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但即使是可再生资源，也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才能实现再生。因此，必须肯定的是：每个社会成员对自然资源的占有量必须存在一个限度的问题，这个限度既包括个人生理的限度，也包括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度。有学者将社会主义的未来图景寄希望于人的主观愿望，认为“直到大多数人确实希望它被创造出来并坚持它的时候，一个生态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到来”(26),还有学者认为“观念只有当人们准备接受它们时，才能传达给大众”(27)。以上观点均是从人的主观意志出发。事实上，面对地球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我们必须把握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规律，在有限的资源空间与社会空间范围内实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
在我国，社会化大生产已步入现代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如何有机协调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对资源的极大需求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这既是对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考验，也是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的关键点。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因素就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基础、注重“顶层设计”,从而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并实现生态的持续、公平、有效运转。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实际状况。我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化问题就是例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向城市聚集，这个过程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则会带来聚集地自然资源的紧张、环境承载能力的下降，进而又衍生出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人口高度聚集于城市所导致的资源能源高消耗问题、老龄化问题、垃圾排放问题、大气污染问题等催生了新的城市化问题。
破解这一难题，我们既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退回到历史上“刀耕火种”“无为而治”的旧时代，而要建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对此，首先要强化人们对于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之间对立统一规律的正确认识，积极探索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相匹配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不仅仅依赖于科技的手段，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综合运用生态学、统计学、数学、逻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做好定性与定量分析，建构现代化的生态文明数据模型与理论框架，不断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条现代化、产业发展绿色化。其次，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生态产业方面做加法，在落后产能方面做减法，在创新驱动方面做乘法，在无效供给方面做除法。具体而言，一是要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体系，加快推进工业领域的绿色化治理、农业领域的绿色化改造以及服务业领域的绿色化升级等；二是要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的流通体系，加强对物流领域的智能化管理与服务，促进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加强国际间的绿色合作；三是要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的消费体系，加强对绿色产品的推介、宣传与采购力度，倡导低碳出行；四是要推进基础设施的绿色化转型升级，加快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研发与推广，提高生产、生活垃圾处置能力，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打造“美丽城市”“美丽乡村”;五是要鼓励绿色科技创新，加强绿色科技领域的研发与合作，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六是要在财税领域支持绿色环保产业，发展绿色金融，培育绿色交易市场机制，做好各项配套服务。只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秉承绿色发展理念，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能逐步化解经济持续增长对资源环境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张力，构建和谐美好家园。
2.政治难题及其破解：针对贫富差距的存在与生态公平之间的张力，应释放社会主义制度效能，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
自从环境运动在美国兴起，人们就开始认识到，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恶果首先会波及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贫苦民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28)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对工人的剥削一方面激化了阶级矛盾，另一方面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
对于我国而言，虽然消灭了剥削制度，阶级矛盾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社会贫富差距仍然长期存在。当前，我国正处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运动中，这是由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领域，也突出地反映在生态领域。首先，不同阶层群体身处不同区域，所面对的资源环境是有差异的，国家或者地方的方针政策也可能存在差异。其次，即使在同一区域范围内以及同一政策背景下，由于不同阶层群体存在的社会地位差异、个人收入差异、家庭环境差异等，对于身处优势地位的群体而言，其往往因为拥有更多的资源、财力、话语权、选择权等，能够避免或者更少地受到因资源破坏或环境污染带来的不良影响；而身处弱势地位的群体，则往往更直接或者更多地承担了因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带来的不良后果，生态不公由此产生。这既有自然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也存在人为因素的制约。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吸收西方先进的生态环保理念；另一方面，也要深刻认识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审慎思考和比较权衡中作出理性决策。面对贫富差距长期存在所导致的生态不公问题，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积极释放社会主义制度效能，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马克思指出，“只有在森林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森林的经营才会有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全体的利益”(29)。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前，我国在脱贫攻坚、消除贫困方面积极作为，取得了显著成效。2020年11月，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累计脱贫近1亿人。由此，我国已消除了绝对贫困，目前正朝着消除相对贫困而努力。具体而言，在思想观念方面，我国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其中包括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积极倡导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群众加大帮扶力度，做好精准扶贫，为解决生态公平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在具体措施方面，通过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发挥中央财政政策作用，强化税收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地区等的转移支付，实现生态公平。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构建最严格、最公平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让全体人民公平共享发展成果。
3.社会难题及其破解：针对价值观念的纯粹性与社会实践的复杂性之间的张力，应促成人的生态行动自觉以及实现全球合作
人的需要包括以生存为生活目的的境界、以占有为生活目的的境界以及以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境界。当个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很容易受到资本主义社会“拜金主义”“物质至上”等思想的侵蚀，片面追求高消费，助长奢靡之风、浪费之风。为此，如何实现人的生态行为自觉是解决这一社会难题的关键。
就中国而言，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表明生态文明已经进入自觉阶段(30),这里的自觉是一种理论自觉，即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认识程度已经达到一种由被动保护到主动创造的历史阶段。但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否已经上升到行动自觉，还需要经过时间的积累和检验。我国目前已经着手实施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举措，提出了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以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六项原则、五大体系。从整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有较大改善，但成效并不稳固，需要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化为实实在在的全体民众的行动。对此，要通过教育、行政、法律等多维手段，建构生态与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之间的互嵌关系，以形成各领域要素的合力。具体而言，在经济与生态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以此明确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并不是此消彼长的。恰恰相反，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力。在政治与生态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环境就是民生”,这一理念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然包括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这是人民群众在实现基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在文化与生态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与自然构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是在结合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以及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表征的是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关系。由此可见，将生态与经济、政治、文化有机互嵌能够体现出人民群众的现实所需和时代的发展要求，防止人的需求的异化，促进民众形成生态行为自觉。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孤军奋战都不足以真正解决这一难题。鉴于此，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倡议。这是一种指向全人类生态自觉的努力。国际社会应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强化各国在气候变化、环境治理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在目标内容上，积极作出节能减排、生态环境友好承诺；在过程管控方面，全方位推进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在产业布局方面，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在科技方面，推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在政策保障方面，强化相关立法，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法规支撑。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深刻反思的结果，是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体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创新与超越，这涉及人们思想意识的更新、社会制度的配套、日常生活方式的变革等，有一个从自为到自觉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必然经历增长与平衡的考量、公平与正义的考验、思想与行为的调试，而人民群众始终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创造者以及成果的获得者、共享者。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并不只是书本上的理论，而正在并将继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如期全面实现，美丽中国、美丽世界将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