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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放、王宇琛:发挥乡村学校的基层治理体系塑造功能

学校不仅是乡村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精神素质的重要载体,也是治理村庄“空心化”、培育社会主义现代新农人不可或缺的平台。实现农村乡风文明和有效治理,离不开以乡村学校为主要抓手的基层治理体系的确立。由此建议,在暂停撤并的基础上加强乡村学校的建设,根据新时代需求保留、升级和改造乡村学校,让乡村学校成为基层社区文化培育与人心聚合中心,促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作者: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宇琛,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乡村学校教育在社会治理中的重大作用

 自古以来,乡村学校都是国家在基层农村的文化桥头堡。中国农村土地广袤分散、不易管理,自元至清各朝都通过同时创立农村基层社区组织“社”和社学,保证儒家文化在乡村基层得到学习和贯彻。元代村落中每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立学校一所,延请通晓经书者在农隙时节教授《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等。社学的普及极大促进了儒家道德伦理渗入乡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养成人与人之间积极正向的处事规范,有效巩固了当时的乡村基层组织——社。在国家最基层组织中推广学校,需要国家有力的行政能力支持。元明清三代新朝甫立之时,无不以建立社学为要务,但随着王朝衰落、吏治腐败而难以为继。但是乡村私塾、义塾等多种民间的基础教育形式弥补了这块短板。总体来说,在历史上,最基层的乡村学校一直被执政者视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文化的桥头堡,保证当时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能够扎根在广大乡村。

 在各种思想文化激烈交锋的当下,乡村学校思想阵线的作用愈见其重。在社会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乡村,乡村学校是唯一能濡染基层群众、引导精神文明走向的国家文化机构,也是唯一深入基层人民日常的教育机构,与乡村之间保持着天然而持久的密切关系。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在进行深刻变革,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崛起、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各种外来思想不经辨别侵入乡土社会。农村传统道德体系逐渐解纽,广大农村出现了精神的真空地带,国家文化安全受到威胁。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社会、政策等多方原因使得乡村学校急剧消弭,乡村思想阵线不进反退,国家对于乡土社会精神文化的直接指导能力遭到削弱,这其中潜藏着丢失文化传承、丧失精神信仰的危机。

乡村学校是为乡村留住精英人口、扶持贫困人口、应对乡村“空心化”的有力抓手。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左右。在这个数据的背后是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的流失、乡村发展内卷化。在此背景下,教育资源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乡村人口外流。我们在浙江省村落调研中,当地群众反映,本村小学撤销后,不少夫妇不得不带孩子外出就学,乡村成了回不去的家。群众也在相关新闻报道中表达,村里没了学校,就像家里没有了孩子,失去了朝气和希望。这些感性话语传达出教育是农村民众生存之外的头等大计,乡村学校是构成农村共同体的核心力量。从受教育权的角度讲,国家应当为每一个有儿童的地方提供教育服务。从更为现实的意义上说,乡村学校生存条件的劣化,将更多的乡村精英人口驱赶到乡镇等教育资源更优越的地方,而农村贫困人口由于无力外迁而不得不接受无学可上的困境,彻底丧失了上升通道。

 乡村学校是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的基础一环。虽然近年来,国家先后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新型农民培训工程,但依然无法扭转现有农村培养不出现代农业人才、更留不住人才的现状。目前撤点并校的后果之一,就是农民子弟从小寄宿在乡镇学校,切断了与家庭、乡土环境的情感联系,丧失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然教育的机会;而学校教学的内容又以城市文明为导向。长此以往,学生学成后对农业不熟悉,对家乡无感情,遑论回到农村建设家乡。而乡村学校就学距离短,基本在学生的生活半径内,农村学生的生活、学习与乡土融为一体,如果可以在提高原有教学质量基础上辅以一定的乡土人文、农业科技教学,则可以增强学生与家乡的情感联系,同时打下良好的农业职业素质基础。

 二、农村学校布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在农村学校的布局调整上,过去十年撤点并校的决策依据是效率矛盾:教学点过多,尤其农村小学的就学人数持续低迷,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解决方案是在乡镇建立大型中心校,凸显教育资源集约化优势。效率矛盾的根本关切,在于培育部分优秀乡村子弟在毕业后向城市流动,为城市的二、三产业输送劳动力。但乡村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城市化,特别是在当前,乡村在中国社会中还占较大比重,培育积极健康的乡村社区文化极为重要。2017年《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强化社区文化的引领能力,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心口相传的城乡社区精神,增强居民群众的社区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积极发展社区教育,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社区教育网络,推进学习型社区建设。因此,农村学校在加强乡村社区治理方面应当而且可以起到引领作用。

当前,农村学校布局凸显的结构矛盾,就是当前的农村学校职能单一(单纯注重现代知识的传授)与农村日益突出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结构矛盾已经超过效率矛盾,成为农村学校布局的主要矛盾。

 一是乡村学校的集中增加了上学成本。布局调整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量做出的决策,虽然解决了政府暂时的成本压力,却忽视了学生家庭支出增大、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学生家庭成本的增加集中在经济成本、风险成本、时间成本的升高。从经济成本看,上学距离的增加所产生的交通成本、食宿成本明显增高;在风险成本上,校车安全未获得足够重视,违规校车上路的现象屡禁不止。一部分选择寄宿学校的学生,年龄偏小,心智尚未发育成熟,贸然脱离家长的心理怀抱,极易引发心理疾病;在时间成本上,学生上学所用的时间明显增加,在一些偏远山区甚至是成倍增加。

二是乡村学校课程内容的城市化加剧了文化主体的迷失。国家推行的城乡统一教材,其德育内容多以城市为标准参考,有一定的城市化倾向。乡村学校德育需植根于厚重的乡土伦理文化基底,脱离了乡村的学校,无法实现乡村伦理的更新再造,对于乡村学生来讲,城市化的道德教育缺少了乡土生态的滋养,很难撑起乡村社会道德建设的大厦,更是将心智发育尚不健全的孩子投掷在多元复杂的现代城市文化之中。

三是乡村学校的减少消解了其社会价值。相比乡村社会中的其他组织,乡村学校无论是在活动场地、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还是在组织氛围、人员素质等软件方面,都有明显优势。而乡村教师,则是乡村文化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因而,乡村学校一直承担着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的角色。乡村学校的重组,使得留下的学校更加专业化、城市化,撤销的学校彻底消失,导致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缺失,乡村特有的交往伦理失范,本就不丰富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加贫瘠,村民的自我认同也更加边缘化

 因此,必须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确保农村小学生就近入学的底线,在此基础上,对村校展开包括办学模式、教学内容、属性定位等多维度的自我更新升级,实施农村学校的振兴计划。

 三、关于学校成为基层社区文化培育和精神聚合中心的建议  

一是创新办学模式,合理恢复部分乡村学校。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农村教育问题,从教育公平和城乡一体化的高度,指出要“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为因地制宜创新多种乡村办学模式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证实,小规模学校对贫困家庭子女更有帮助,学生活动参与率更高、深度个性化学习更好、校园欺凌率及辍学率更低、家长信任度和归属感更强,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更为融洽,学校与社区的互动更为频繁,对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家庭子女的学业成绩提高更大。因此,要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合理布局乡村学校建设,既不搞大集中“一刀切”,也不搞大分散“满天星”,找到教学质量、学生家庭承受力及社会功能最佳契合点,最大限度地发挥乡村学校的社会作用。

在硬件方面,加大乡村学校设施投入,为乡村学校购置教学设施,娱乐休闲设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政府的经济压力,但是与其产生的社会效应相比,利大于弊。软件方面,主要是要提高乡村教师的整体素质,在保障教师经济、社会地位的基础上,鼓励扎根乡村、能够较长期稳定服务于村校的专职教师。一方面,制定政策鼓励优秀的公立教师到边远校点工作、增大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的薪酬和编制倾斜力度;另一方面,在农村当地选拔优秀子弟到师范院校就读,定向培养未来的农村教师。同时,要鼓励年轻优秀骨干教师定期到乡村支教,促进城乡教育的有效融合。

二是创新教学内容,实现通识教育与乡土教育的有效结合。义务教育阶段还是要以通识教育为主,即学习全国统一的文化课程。在正课之外,乡村当地的自然、历史可以成为优秀的教学素材,将科学、人文科目的学习内容融合到对当地自然和历史的探索中。可以结合地方的乡土特色开办一些校本课程,让学生从实践中了解自己生长的家乡。台湾省台东县关山电光小学开设种植、射箭、爬山、攀岩、独木舟等学校本位课程,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小学开设了茶艺、食育、生态环保等课程,都是课堂学习与乡土生活密切结合的突出例子。

在基础农业科学和农业管理方面,应当在乡村学校课程中安排专门时间学习,开展农业实践课。目前的职业农民,一类是原先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能人,他们缺乏农业科技和经营的理论知识;另一类是下乡创业者和投资者,他们懂经营,但欠缺农耕专业技能。在地方学校体系中,分年级分阶段增加农业科学和管理课程,可以帮助从基础教育开始完善职业农民的培育体系。一些乡村学校已经走在了前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中学开设了小麦栽培、棉花栽培、苹果栽培、农用机电等二十余门富有地域特色的校本课程。

在德育方面,可以在乡村学校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的学习,帮助学生养成慎终追远、尊老爱幼、守望相助等中华优秀传统伦理。而学生伦理素养的提升,必然推动父母、家庭、社区乃至整个村落孝悌友爱观念的形成。

三是扩展村校的公共服务属性,加强其服务村落的辐射力。乡村学校不但具有基础教育属性,更具有紧密联系基层农村社区的服务属性。保留、振兴村小和教学点,就必须扩展、增强其社区服务属性。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乡村学校配备的网络、文体、培训教学设施,可以向村民开放,组织日常文娱活动、节庆联欢、兴趣小组等。将这些文化设施充分利用起来,将优秀文化、积极价值观的传播从学校端融入到农村生产生活当中。在农业科技普及方面,乡村学校可以利用学校的校舍设备,以及教师人才,结合地方的职业培训项目,举办各类职业技能、农业技术的培训班。针对社会变化的需求,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及时组织村民进行计算机、机电修理、农业种植、农业养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校长、教师可以根据乡村的实际需要,注重学生良好品德及文明素质培养,监督和影响身边人促进乡风文明。例如“学校人”带头服务村庄,参与垃圾捡拾,保持街道整洁等。在农村社会问题方面,可以在乡村学校基础上办学前教育,解决留守儿童学前阶段缺乏良好照护的问题。

结 语

乡村振兴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一体的振兴,乡村学校作为社会公共事业,虽然不直接产出经济效益,但在巩固国家基层思想文化阵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基层建设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和科技、培养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乡村必需的文化与社会服务机构,国家应当大力度提供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

在此前提下,可以进一步探索整合不同条块的农村项目资源为乡村学校所用的路径。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的乡村学校已有成功借用社会力量自我发展壮大的案例。在政府统一规划和管理下,可以考虑有甄别地引进一些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比如,民间基金会、社会公益组织的教学资源和资金帮助办学。总之,建议对农村学校遵循保留改造、结构升级、国家保障、社会支持的原则,进一步研究、落实具体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