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开始，我国遭遇抗新冠肺炎疫情。病毒空前的不确定性、春运期间超大的人口流动性、春节期间强烈的社会聚集性极大地增强了病毒的传播性与疫情防控的复杂性，给我国疫情防控带来极大挑战。
在大流动社会且病毒信息与治疗手段不对称的复杂情势下，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国家治理网络纲举目张，释放出了“非常之力”，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推动中国这艘巨轮平稳向前。
一、中国国家治理的组织动员力
自1月20日起，中国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奔赴抗疫防疫的医疗和基层一线，保障武汉、湖北一线乃至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春运安全和正常生活。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政府职能部门和基层各部门负责同志守土有责，数十万人员投入到交通运输防控一线；各地医疗机构向武汉派出35000多名医务人员；部队抽组运输保障车队，保持疫情防控期间的武汉市民生活保障物资的正常供应；数千名建筑工人十天的不眠不休创造了人类建筑速度的新纪录；数以万计的青年志愿者和社会志愿者投入到疫情防控的宣传，筛查，监督，物资筹集、配送、发放，社区便民服务，心理疏导等。
二、中国国家治理的系统部署力
针对疫情防控的总体性、动态性与复杂性，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疫情防控展开系统部署，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从总体上看，部署内容不仅包括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还包括以下九个方面：人民日常生活方面的生活物资调配、供应，就医，出行，困难人员帮扶；抗疫方面的经费保障，病毒研究与疫苗研发，医疗物资生产与调配，诊断标准与规范的整齐划一，医务工作者的安全防护、身心健康保障与伤害补偿；防疫方面的交通运输防控，社区病毒筛查与健康管理，公共场所管理，防疫常识、抗疫故事与先进事例的网络宣传与网络舆论矫治；社会保障方面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的经办，缴费，就业创业扶持，仲裁时效问题等；教育方面的学生上学、考试、开题、毕业、就业；环境保障方面的医疗废物处置，环境检测；外事方面的宣传、对话、协商与合作；制度执行监督方面的督查、巡视与指导；经济生产方面的复工复产等。从动态上看，党中央以疫情防控为主要矛盾，同时根据疫情及其间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的变化调整防疫工作部署。大体上，我国疫情防控经历了排查防控与强化，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双管齐下等阶段。从复杂情况的应对策略上看，我国及各省市县逐级制定分级、分区、分类防控工作指南，禁止“一刀切”，推动疫情防控精准施策。
三、中国国家治理的全面协调力
此次疫情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内容广，牵涉主体多，只有各个主体协同一致、形成合力，才能有效治理，将系统部署落到实处。我们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实现了中央-地方的纵向协同、多部委共联的横向协同，中央与多地共建的伞状协同，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共治，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与联合攻关，形成“一盘棋”，打好“组合拳”，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舆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纵向上看，中国形成中央、省、市、县、乡镇、社区/村的六级布控响应机制，实现中央与地方、基层之间的及时、顺畅的双向沟通；从横向上看，中国形成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财政部、商务部、工信部、交通部、人社部等32个部委参与的联防联控机制；从中央与各地方的关系上看，形成有如伞状的、点对面的共建联保联供机制；从多元治理主体关系上，在政府指导协调下，社会组织与企业积极参与，发挥重要作用；从中国对外宣传与联系上，一方面加强对话，给予舆论正确导向，另一方面主动加强国际联合攻关。
四、中国国家治理的自我完善力
在此次疫情大考中，中国应急管理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存在的不足一览无遗。党中央同步开展疫情防控与治理体系的自我完善，对应急管理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进行现场问诊，不失时机地提升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政府完善方面，严肃整治疫情防控过程中存在的应急处置与风险防控不力和地方本位主义，强化人权保护和法治意识；社会完善方面，加强整顿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发挥社会组织治理效能，加强对个别社会成员危害公共安全、危害正常防疫工作开展的处罚；在市场完善方面，严厉打击疫情期间造假、售假和哄抬物价等对经济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的市场现象；在制度和体系建设方面，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补短板，强基层，强研判，重预防，优结构。通过此次疫情防控，更好地践行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巩固什么，完善发展什么，遵守执行什么。
由此，我们可以说，此次非常时期的中国非常之力，不仅是应急时期国家治理的临时反应，更是通过长期制度建设和强化巩固所形成的常规化治理效能的集中显现。具有强大效能的中国“非常之力”，其生成机制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一方面，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也是人民选择的结果。人民的诉求既具有一定阶段中的稳定性，也具有不断变动的历史趋势性。在此过程中，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定型与发展既是辩证统一的，变中有稳，稳中有变，始终处于发展、定型、发展的循环之中，又以不断趋向成熟定型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二，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机制。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中选择的结果，具有强大决策部署能力的党对实现庞大、复杂中国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保持中国发展，实现人民幸福的政治保障。
第三，党和政府职能体系的一体化工作机制。从纵向上看，实现中央与地方部门对口、职能对应，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沟通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从横向上看，初步建立与新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主体框架，形成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的工作机制。实现牵头部门和参与部门，主体改革和配套改革方案，改革举措和法治保障，试点探索和总结推广，改革任务推进和机构职能调整的配套联动，打好改革组合拳。
第四，政府、市场、社会的多主体协同机制。政府、市场、社会关系是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理顺三者关系是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其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在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理清二者边界，实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理清政府职能与社会组织功能边界是关键中的关键，具体说来，实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放”“管”“培”，建成由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服务和效果评估，社会资源整合、动员，社会问题化解；政府购买服务与绩效验收，规范社会组织管理运行，提供行政支持的双向互动机制。
第五，国家治理体系的自我完善机制。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能够始终保持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的人民性、先进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根据人民需求的变化，进行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进行政治监督，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形成巡视巡察整改、督察落实情况报告制度，对制度执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制度短板、薄弱点进行完善，对存在的人的问题进行整治，矫治国家治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