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郁建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国家制度研究院首席专家
近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暴发新冠疫情，波及多个辖区街道，初步判断疫情是由人际传播或物品环境污染引起的感染所致。疫情发生后，铺天盖地的批评指向该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脏乱差。
农产品批发市场究竟应该怎么管？事实上，国家质检总局早在2008年就已发布《农贸市场管理技术规范(GB/T 21720-2008)》，明确规定了农贸市场的经营环境要求、经营设施设备要求和经营管理要求，例如要求市场地面应硬化、干燥、防滑、易于冲洗，排水通畅，交易厅（棚）内应通风、明亮。该标准明确要求在国家公告的传染性疾病暴发时期，市场管理应符合《商业、服务业经营场所传染性疾病预防措施（GB 19085）》。也就是说，管理农产品批发市场并非无章可循，而是有制度无落实。这也是当前中国城市管理中的突出问题。
很长时间以来，城市管理往往表现为一种事后补救式的管理模式，在发生问题后，开展一系列运动式大整治，“风头一过，问题照旧”。为什么我国城市管理常常出现这种有制度无落实的情况？除了在激励惩戒上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城市管理的内容纷繁复杂，要求事无巨细，而城市管理部门的能力和资源又较为有限，即便“五加二、白加黑”，也难以实现有效管理。城市管理者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求不发生问题。如果访谈一线的城市管理者，便能理解其中的无奈。
如何破解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复杂的地方化甚至社区化治理需求与政府有限能力和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传统管理手段中，一个合乎情理的答案就是增加人手。“人多好办事”，的确没错。但现实情况往往是，部门编制有限、也没有足够资金聘用更多的编外人员。怎么办？习近平总书记3月底在杭州考察调研时指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这为破解前述紧张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指引，那就是在城市管理、城市治理中更多地运用数字技术。
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城市管理部门可以以更低成本获得管理所需的信息，进而提高管理效率。城市管理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场景化和差异化特征，在传统管理手段中，城市管理者必须深入管理场域中，才可能获得初步信息，进而基于个人对信息的分析，开展实际管理。无论是信息获取还是信息处理，都需要由城市管理者本身完成。而城市管理由于人员有限，常常出现“管得着的看不见”，也就是说，城市管理者无法获得管理所需的信息，更不用说对信息的处理。数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数字技术的一大优点便是超越时空限制传递信息、大批量地处理信息。
在农产品批发市场案例中，如果能够充分运用数字技术，例如在摊位上设置监控和污水排放等感应装置，城市管理者就可以远程实时了解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状态，如是否开展定期消杀，并通过算法精确识别每个摊位的运行管理情况，如污水排放量等。在此基础上，城市管理者可以实现对每个场域的精细化管理，构建“智慧农批”。对农产品批发市场中的农产品本身，其管理逻辑也是如此。通过二维码绑定等方式，城市管理者能够更好地把握产品来源去向中的众多细节，通过与其他部门数据共享和碰撞，更加精准地识别产品风险，进而实现差异化的质量把关。一旦产品质量发生问题，管理者也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问题的来源和影响程度。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城市管理部门可以从一些标准化程度较高的管理事项中脱离出来，让技术部分替代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例如在人员密集区域安装能够感知和计算通风情况的前端设备，并设置警示和疏导功能，当通风情况不佳时发出警报，通过智能化指挥系统指导人员分流。
必须指出，城市治理的主体除了政府部门，还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和每一位市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一个运行良好的城市系统，一定是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果。在早先的疫情防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作用已得到了充分体现。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更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政府部门除了注重技术赋能，还需要更好地激发社会自身的活力，帮助提高社会组织、企业和市民个人的能力，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从而实现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