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波海曙区的102个社区里，都有特殊的“议事会”，名叫“开放空间”。
社区里的大小事，都能“上会”议一议；居民有好点子好建议，都能公开讲一讲。这个方式看上去并不复杂。但神奇的是，就在这个无形的“开放空间”里，那些曾经被看作是“琐碎、棘手，却很关键”的社区大小事都逐一得到破解。
“议事范围不受限、参与对象不受限”，“开放空间”打开的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运行近6年，它已源源不断地收集意见建议7864余项，同时一刻不停地办结难题7472项，居民满意度超过95%。前不久，“‘开放空间’创建基层民主协商”项目还入围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奖。
政府推动、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开放空间”或许闯出了一片全新的空间。
诉求多困难大 基层治理 “独角戏”难唱
作为宁波中心城区，海曙区很早就遇到了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难题。9个街道102个社区，有老小区，也有新小区，居民诉求纷繁复杂。
在社区工作近10年，连续被好几位居民找上门来批评，海曙月湖街道平桥社区党委书记张文波曾经“多少有些尴尬”。
事情说来也简单：平桥社区是宁波典型的老旧社区，下辖偃月、菱东、菱西3个小区，居住着1399户、3900余人。没有物业公司入驻，平日里大事、小事全靠不到20名社区工作人员和楼道长推动。
前些年，海曙全区推行垃圾分类，需要在菱东小区设置大件垃圾堆放点。按照惯例，张文波咨询了楼道长意见，将堆放点设在了小区花园旁，认为“看起来醒目、离房屋较远、相对比较合适”。但有些居民却觉得，老小区本身公共空间不多，垃圾堆放点影响了他们日常休闲、锻炼、游玩。于是，建成两天后，就有人找到社区表达不满。
张文波不得不做出解释和妥协：如果超过半数居民反对，就将垃圾堆放点进行移位。并且，她向居民表示：“今后在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一定注意方式，听取大家意见。”
张文波的尴尬，绝大多数社区书记都遇到过。海曙区民政局工作人员说，社区一般采用政府决策、党员议事、代表商议等方式，这种传统的议事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个性化、多样化需求。
但有时要吸引居民参与公共事务，也不容易。比如，2007年才成立的水岸心境社区就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却收效甚微。“这里居民以中青年为主，我们希望能在社区治理上有不一样的气息。”社区党委书记徐孟儿告诉记者，前些年，他们试图通过成立便民工作室、文明劝导队等，推动居民自治，“整体看来，围观的人多，参与的人少。”
有一次，针对小区内养狗人士“遛狗不牵狗绳、不处理粪便”等问题，他们决定召开居民议事会。6名社工花了整整一天，将会议通知发到了每户居民手中。但开会时，稀稀拉拉只来了五六个人。再一调查，不少居民直言：“开会跟吵架似的，不感兴趣。”
在专家眼中，这里呈现的，并不是社区建设中的独特问题，而是城市治理中普遍的困境。社会学家郑杭生曾将此概括为“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困境”：经济社会转型导致人际关系疏松化，使得城市社区在相当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居民归属感不强、参与积极性不高，社区治理实际上是政府“唱独角戏”。
海曙区民政局副局长吴鹤立介绍，2013年5月，海曙区成立了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并在各社区试水“开放空间”议事厅，为的就是从“政府主导、小众参与”向“多方共治、全民参与”转型，“无论是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还是创新城市治理体制的要求，我们都需要一次理念与方式的变革”。
提升参与意识 居民不当“沉默大多数”
社区治理变革的第一个努力，是运用“开放空间”会议技术，让居民学会议事。
近日，记者到达平桥社区偃月小区时，这里正在开展一场关于“绿色会客厅怎么建”的“开放空间”会议。主持人是专职社工马于鹤，参与者是对议题感兴趣的10多位居民。
早在一周前，“将小区南面闲置地块改造为绿地”的动议就张贴在了小区公告栏，参会邀请函也发到了附近6个墙门、72户居民手中。
“绿色会客厅怎么建？请大家在话题纸上写下你的话题和观点，并轮流发布。”等居民围坐成圈后，马于鹤简短开场。
“主持人，我认为应该设置雨棚、铺种绿植，既赏心悦目，又改善环境。”
“为适应小区老年居民多的特点，我觉得可以设置休闲椅桌、景观灯、鹅卵石健身路……”
陈述过程中，小区居民应淑芬与叶中华的观点引起广泛关注，“看起来很可行”。
按照“开放空间”议事程序，接下来，主持人选出“热度”最高的两份话题纸，贴到墙上，居民排队依次签名，形成两个小组；然后，他们将通过小组讨论、发布行动方案、正反方辩论、投票等各个环节，选出获胜方，达成共识；最后，所有人共同完善行动方案，整理成文件资料，分发至72户居民。
最特别的场景在于，现场任何人讲话、发言，必须遵循“不同意见者之间避免面对面对话”“不得进行人身攻击”“不得打断其他人陈述”等一系列规则。6年来，随着“开放空间”持续开展，这些规则深入人心，并被102个社区的居民亲切地称为“萝卜白菜十三条”。
“以往这样的事，社工和居民代表商量着做了，我们可能不买账。”直到现在，水岸心境社区的年轻居民杨佳妮依然记得2015年第一次参加议事时的仪式感和新鲜感，“‘开放空间’就像一部设计精良的机器，将有利益冲突的相关方聚在一起，有条不紊地让我们表达意见，又用规则来压制内心不好的冲动，避免争执，求同存异。”
之后，杨佳妮只要收到邀请函，不管是停车位划分、社区墙绘设计、垃圾分类等利益相关事项，还是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选址、背街小巷整治等关系不大的相关问题，有空都会参加。“社区要为居民提供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如果没有做好，那是他们的错。但如果我漠视自己的权利，不对身边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那是我的错。如果大家都漠视了，这个社会怎么能进步？”杨佳妮说。
数据显示，6年来，各社区共召开“开放空间”会议8000余次，参与议事的居民已超过10万人次。有居民说：“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张邀请函，让我们对社区正在发生的事了如指掌。”也有居民表示：“无论选择成为支持方、反对方或者中立方，都能充分表达观点、达成一致协议，让我们感觉到了自由、高效。”社区工作人员则认为：“它吸引了多方力量参与社区事务，破解了许多痛点、难点，减轻了基层负担。”
在这里，一颗公共精神的种子，已经植入人们心中，开始茁壮成长。
平衡公平效率 社区成为“紧密共同体”
在海曙区委主要负责人看来，“开放空间”抓住了人这一关键因素，居民不再是消极的社区治理客体，而成为紧密团结的伙伴，形成了政府推动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前不久，白云街道牡丹社区周江岸15弄发生的一件事，令人印象深刻。一单元2楼外墙管线漏了水，居民抱怨连连。但维修管线需1000多元，小区没有公共维修资金，楼上楼下住户都不愿出钱，双方陷入了僵局。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小区，房屋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70%以上居民为老年人口。没有围墙，没有物业，公共设施老旧，居民诉求纷繁，邻里矛盾频发。此前社区党委书记董玲红一想到就头疼。
眼看着一条管线就要演变成邻里纠纷，社区工作人员赶紧邀请了5户居民代表、网格员、工程维修方，组织了“开放空间”会议。经过一个上午的讨论，效果看起来不错：5户居民达成共识，同意每户出资167元用于管线维修。
更特别的是，在社区工作人员引导下，他们现场成立了“楼道公共设施自管委员会”，对管线维修项目进行监督，并且承诺“此后无论哪里出现问题，均由住户共同承担责任、分摊费用”。可以想见，这一“自管会”，今后将成为该小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而这也正涉及到海曙社区治理变革的第二个努力：对“开放空间”进行本土化改造。
白云街道安丰社区针对老小区居民晾晒问题的开放空间活动。
不可否认，充分的讨论能展现多方利益、诉求，但某种程度上也存在效率不高、行事拖沓等弊端。“开放空间”会不会也出现“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情况？
为实现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2018年海曙对“开放空间”予以统一规范，在讨论前增设“民情收集”环节，在讨论后增设“项目管理”环节。
也就是说，“发布行动计划”不再是每次“开放空间”议事的尾声。在现场，每位参与议事居民还会收到一张自荐表，按个人意愿，选择是否成为自治委员会的一员。接下来，这个由普通居民组成的自治委员会，将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执行具体计划，同时也激励更多人投身到社区事务中。
牡丹社区里，300多名居民加入“ok管家”志愿者组织；在水岸心境社区，年轻妈妈们成立了“小画大作”工作室；白云庄社区有了“白云养绿队”；安丰社区组建了“大石头联盟”……楼道“牛皮癣”广告清理、小区监控安装、社区垃圾分类、居家养老服务改善等种种变化，都与他们相关，并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得以推进。
这些新生的项目小组、监督小组、自治委员会等，在海曙区和各街道有心的培育下，逐步演变为一个个成熟的社会组织。6年来，通过“开放空间”，当地已累计成立50余个社区自治组织，助力解决办结难题7400余个。
“‘开放空间’真正成了一个促进居民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平台。”在吴鹤立看来，把居民能干、想干、应该干的事情放权给居民自己来干，让社区成为一个“紧密共同体”，正是破解“现代社会共同体困境”的关键一招。
向着“共同体”的方向，海曙社区又迈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