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60年代三个不同来源的青年观构成了现代社会关于青年角色的又一波系统思考和审视：毛泽东同志关于“青年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和世界“归根结底是属于你们的”论述（1957）、法国学者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 的《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一书关于童年和青春期“作为一个文化创造物”的观点（1960），以及以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及后续的、逻辑上具有一致性的反文化运动所表达的“与虚伪的主流文化的决裂”的观点（1950—1960）。尽管这三个观点分别代表了关于青年的政治的、制度的和文化的立场，并且是在三个看起来相互孤立的社会情境下作出的，一个共同的主题仍然浮现出来，那就是对青年所扮演的独特社会角色的界定：或者将其看作是在颠覆性的社会转型中的开拓性和建设性地位的期待，或者将其看作是与工业社会、核心家庭和当代消费主义更相匹配的新型“社会化阶段”的学术定义，或者是为从那时候开始直到现在层出不穷的亚文化实践给出了一个持续的关于“抵抗和表达”的理论解释。
在当前关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中，上述三个立场持续存在：我们可以在关于ISIS兴起和国际恐怖主义参与、极端民族主义动员的研究中，在关于儿童和青春期危机干预（尤其是抑郁症和自杀）的研究中，以及在关于互联网亚文化实践（如鬼畜、谷圈和福利姬）的研究中，分别看到这三条隐线，从而表明，社会科学关于青年的研究视角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和继承性。那么青年研究到底有没有发展性？如果有，都有哪一些具体的线索和方向？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本人将自己的一些思考呈现出来，以供读者和学界参考和指正。
技术变迁和青年逆转知识技能的传递路径
当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技术）于1990年代中期开始加速发展以来，一种巨大的变迁产生了，新的技术工具、新的产业模式和新的交易方式取代了旧有的工具、模式和方式；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老一代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急剧过时，而新一代人则因为自己掌握的新型认知能力和操作技巧而得以“反哺”老一代。这一领域的潜在研究议题包括：青年如何介入到新的技术体系的建构当中？互联网公司内部的技术沟通是如何搭建一个新的技术现实的？资本和政体的技术想象是如何通过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技术思维得以实现的？诸如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元宇宙之类的技术概念和技术范式如何最终转化成日常生活中的技术和产品体验的？社会学界之前关于“码农”的研究、关于骑手和算法的研究、关于快手和抖音之类短视频平台的业务逻辑的研究，以及关于人工智能技术介入老龄化社会干预的可能性的研究等等，都是在这个方向上的尝试性研究。青年如何将他们所熟悉的技术世界的交流原则向更老的代际传递（体现在家庭内的手把手教导、公共性的使用手册的编辑，以及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公益传授活动等多形态的传递实践之中），就是很好的、值得追踪的一个研究议题。
新媒体表达和青年逆转虚假的舆论评价
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中国社会的舆论场内，以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公众号为代表的新媒体都成了普罗大众，尤其是年轻世代快速表达自己声言，或借此寻找认同感社区的一个重要渠道。尽管仍然存在着新的舆论操纵和舆论垄断现象，仍然存在着信息茧房效应和信息影响力上的马太效应，仍然存在着信息过滤、筛选和监控的可能性，但内容生产者、上传者和后续传播者的大众化，加上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即时化，以及传播成本的极低化等等，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传统媒体相当不同的生动、兴旺和活跃的新媒体空间。在这个新媒体空间中，青年存在着逆转虚假舆论立场的可能性。举一个例子，即使在西方媒体双重标准实践泛滥的今天，西方社会中青年世代关于中国社会的观感都要比更老世代的观感来得更为积极一些，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能够更多地利用新媒体来感知到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在这里，抖音、Youtube之类的短视频平台扮演着真实信息沟通媒介的重要角色。看起来，青年一代大概要在未来的中西交流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他们或者通过跨国通婚行为在跨文化场景中传递文化交流的信息（以中国媳妇和中国女婿的美食视频公众号为代表）；或者直接以旅游日志、Vlog和网络直播作为实地传播真实日常生活状态及其观感的手段。这一类新媒介利用行为及其扩散的文化沟通、文化理解和文化欣赏的效用，在全球化时代的青年研究中应该占据一席之地。
亲密关系创新和青年重塑社会性安排
婚恋和亲密关系的领域是青年人文化实践的另一个重要领地。青年处于性活跃的生理周期内，伴随着多样化性实践的全球扩散，他们也在摸索并实验着新的性规范、性共识和性秩序。从全球范围来看，青年人参与性活动日益低龄化、婚前性活动盛行、非婚性交易也屡禁不止且花样翻新，加上同性性活动的正当化，以及其他越轨性活动（开放性关系等）的多样展演等等，都是日益显著的趋势。从全球社会政策上的一个最基本考量来看，家庭婚姻制度的稳定性、宏观人口更替过程的可预测性，以及促进生育以应对老龄化的工具性政策目标的达成，都涉及特定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实践的未来发展方向。青年在这一领域的创新性实践，将在某种程度上重塑全球社会最重要也最基本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也将成为当代青年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张力：中国特定性的认知和方法论世界主义（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
以上限于篇幅，仅就技术、媒介和亲密关系三个重要场域中青年的本体论角色进行了研究议题的展望。最后，本人还想就当代青年研究的方法论议题谈一些体悟。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用“压缩现代性”这一概念来指称快速社会变迁背景下的结构堆积现象，也即一个原先在较宽延时间段内展开的社会转型过程，被挤压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内完成，因而单个个体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体验不同的结构性生命历程，而不同代际之间的生命体验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轨迹。因此，在经历或快或慢“现代性转型”的国家中，代际差异将会有所不同。中国的特定性在于，由于它的高度压缩现代性，它很可能是全球代际差异最大的一个国度，因此，中国的青年研究必然要去处理这个重要的方法论前提。而另一方面，提出风险社会理论的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又提醒我们，青年社会学要走出方法论民族主义的狭隘立场，走向方法论世界主义：全球消费主义的宰制、全球亚文化实践的流行、全球风险社会的成型和全球社会治理的公共参与，都要求我们在承认差异性（variability）、互通性（interconnectedness）和多样性（multiplicity）的前提下，在全球视野内回应青年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命运这一历史命题。我想，这是当代中国青年研究的学术共同体需要面对并加以处理的一个方法论上的根本张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学会青年社会学专委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