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准确把握百年变局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要求，必须深刻认识自世界历史形成以来世界舞台中心角色变化的基本历程、基本轨迹与基本逻辑。纵观18世纪60年代至1914年间英国崛起与称霸、一战至今美国崛起与称霸的基本轨迹，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因素，除了经济与军事实力、文化“软实力”外，还包括教育、人才、科技因素，也包括政府管理效能、政治领导力因素。综合考量上述因素，可列出一个具象化的综合国力方程式，即综合国力=（教育+人才）×（科技+产业）×（政府效能+军事实力+政治领导力）×（传统文化+现代文明）。新时代要统筹好“两个大局”，必须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保持战略定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
【关键词】世界舞台中心角色 大国崛起 历史逻辑 百年变局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9.002
刘红凛，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党的建设研究院院长、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党内法规、政党政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主要著作有《信息化时代的政党重塑与党的建设》《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政党关系和谐与政党制度建设》等。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也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两个大局”重大战略判断擘画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方位、国际地位、显著标志与发展坐标。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看“两个大局”，既能更加清晰地审视与规划我国现代化建设蓝图，又能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视野。这要求我们，新时代的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内政外交等都必须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历史经验都充分说明，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零散地看问题，很容易因主观主义而得出片面乃至错误判断，“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2]。要准确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趋势，必须深刻认识自世界历史形成以来世界舞台中心角色变化的基本历程、基本轨迹、基本变量与基本逻辑。只有从历史长周期，在世界舞台中心角色历史变换的比较思考中，才能深刻揭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特征与时代挑战。
世界舞台中心角色的历史变换：基本概念与基本轨迹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进一步而言，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陆路交通等得到了巨大发展，“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只有形成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之后，才能逐渐形成世界舞台中心及其主导国的角色地位。所谓世界舞台中心，即世界权力中心，主要是由舞台中心的主导国实力与“舞台区域”相关国家的综合实力所决定的。有学者指出，一个地区要成为世界权力中心，该地区必须包括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即“有一个或几个国家具备世界级的物质力量和文化力量，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模仿的样板”[5]。从历史上看，世界舞台中心或曰世界权力中心，既是世界上最具朝气、蓬勃发展的区域，也是群雄逐鹿、国际矛盾最为集中的区域。这里所言的国家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人们经常所言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文化“软实力”，还应该包括教育、人才、科技等基本实力，也应该包括政府效能与政治能力等“关键性干预变量”，有学者甚至将政治领导力视为“操作性实力”[6]。
从现代世界发展看，自资本主义推动的“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形成以来，欧洲一度并且长期成为世界舞台中心，英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舞台中心的主导国乃至“霸权国”。其中，自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这150年间，英国依靠蒸汽机等工业技术开发、工厂制度创设等，不仅成为而且长期位居世界舞台中心主导国与“霸权国”地位，其综合实力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并主导着国际规范的制定。1851年，英国举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国际工业博览会（亦称“水晶宫”国际工业博览会），标志着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比较优势达到历史顶峰，正如《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中所描述：这个小小的岛国以其只有法国一半的人口竟然生产出了世界2／3的煤炭、一半以上的铁和棉布，其主要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均居于支配地位，其人均收入与生活水平也比其他的邻国要高出不少，“在佛兰芒人或者法国人穿木底鞋时，英国人已经要求穿皮鞋了。在英国人穿毛料服装的场合，法国小农或者德国小农往往缩在亚麻服装中打颤。”[7]简言之，英国工业生产与工厂制度无可置疑地成为当时“工业的优点和成就的真正楷模——对于有些国家来说，它是提供效仿和超越的速度确定者；对于另外一些国家来说，它又是一个超级经济霸主……所有国家都来观察这个国家、访问这个国家并努力学习这个国家。”[8]即使到20世纪初，英国已经难以独霸海洋、独霸世界，但依然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势地位。1902年，英国的轮船总吨位几乎比德国、美国、挪威、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的轮船吨位总和还多1／3；[9]在1902～1911年间，英国的军费开支在全世界依然最大，紧随其后的俄、德、法的军费只相当于英国的2／3，奥匈帝国与意大利的军费不及英国一半，美国、日本当时的军费还远不能与英国相比[10]。在18世纪60年代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一百多年间，“世界上只有一个领导者，那就是英国，其他国家都是追随者。”[11]尽管当时德国、法国、美国等都在学习英国、模仿英国、试图赶超英国，但学习模仿并未带来真正的超越。
自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以后，英国的世界舞台中心主导国与“霸权国”地位开始动摇。1914年，美国最终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经济实力超群的国家。从1914年至今，在这一百多年内，美国始终位居世界舞台中心、是世界舞台中心的主导国与“霸权国”，并长期主导着国际规范的制定。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苏联成为世界上两大“超级大国”；在冷战时期，美苏一度共同主导国际规范、奉行双重标准，[12]但美国始终不失为世界头号强国；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独霸世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从美国的崛起与霸权之路看，自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以后，经过近80年的发展，美国于1860年基本确立了工业化国家地位、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二制造业大国；但在这一历史时期，美国的制造业还是主要以消费品、资源性制造业为主。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与扩张，1914年美国最终超越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其农业产出、制造业产出、军事力量等均跃居世界首位。在这半个世纪中，美国之所以能够超越英国，其关键性、决定性因素就在于1865年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的制造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走出了一条与英国工业技术开发、工厂制度等明显不同的工业化“新路”，即通过钢铁制造业（先进制造业）等资本品制造业的强劲发展，使美国成为世界工业的“领头羊”。按制造业产出计算，到1914年为止，美国拥有世界上40%的制造能力。[13]
影响世界舞台中心角色变换的深层因素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为什么英国能够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综合实力位居世界第一并在蒸汽时代长期位居世界舞台中心的主导国与“霸权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为什么美国能够超越英国、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并成为长期位居世界舞台中心的主导国与“霸权国”？这其中最直接、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科学技术革命。从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哪一个国家能够引领科技革命，哪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就会得到快速发展、就会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因为从根本上看，先进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与经济发展。
就英国而言，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并使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就是因为自16至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领先于世界，比如，人们所熟知的牛顿力学与光学、瓦特发明蒸汽机，等等。其中，蒸汽机的发明乃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显著标志；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使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无生命的动力资源替代了生命动力资源、大规模工厂化生产代替了个体工场，并导致“工厂制度”这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14]。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极大地提升了科学理性、改进了生产工具、提高了生产率，不仅使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经济发展，而且，“它改变了国内、国家之间以及文明之间政治力量的平衡”，[15]使英国在蒸汽时代一度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16]“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17]。直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发生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电力工业和马达工业、有机化学和合成工业、内燃机和汽车设备、精密制造和装配线生产等一系列重大技术进步开辟了新的生产技术与投资机会以后，世界经济格局才开始改变[18]。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实现科学、技术、生产的密切结合，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经过第二次科技革命，美国的科学技术开始领先于世界，并极大地推进了美国生产方式变革、制造业大发展、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国的发展路径有所不同，美国制造业的成功与经济腾飞“并不是通过压低生产要素的价格使其低于竞争对手的水平，而是通过大幅度提高生产率来弥补这些工资和利息水平的差距”[19]；充足的技术蓄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劳动节约型的创新发展等可谓是这一时期美国制造业成功、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大决定性因素[20]。肇始于20世纪40、50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能源革命、电子技术与自动化革命为标志，开始实现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其直接社会后果是带来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中，美国的科学技术依然领先于世界。
然而，科技革命从来都不是自发进行的。人们不禁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英国能够引领第一次科技革命、比其他国家更早更快地开发运用新技术？在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中，为什么美国能够超越英国并持续引领科技创新？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问题。其中，就英国而言，之所以能够引领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一个直接原因就在于当时英国具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人才优势，除了前文所言的牛顿、瓦特等科学家与发明家外，甚至连普通的风车木匠通常也是“一个相当棒的数学家，知道一些几何、水平仪以及测量方面的知识，有时他还拥有相当丰富的应用数学知识。他可以计算出机器的速率、能量与功率；可以画出计划图和分图……”[21]。对后来居上的美国而言，也是如此，美国不仅培养造就大批本国人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从德国疯狂抢夺了一大批顶级科学家。二战以后，美国长期不断地从世界各国网罗人才。人才强国的道理，已经被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崛起、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美国的崛起所充分证明。
进一步而言，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美国能造就一批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先进人才？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教育先行，尤其是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水平。比如，在16～18世纪，英国高等教育领先于世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一度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典型代表。就每年招生的学生数量而言，当时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大学，两校年度注册学生人数1590～1599年间为721人、1600～1609年间为771人、1610～1619年间为854人、1620～1629年间为913人、1630～1639年间为996人[22]。在教育内容方面，当时的英国高等教育除了设有传统的“四学院”（即艺学、医学、法学、神学）外，还率先将科学、现代法学等纳入大学教育，极大地推进了现代科技人才培养。前文所言的牛顿、瓦特等科学家，都接受过系统良好的教育，其中，牛顿1661～1665年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亚里士多德学说、现代哲学与现代科学；瓦特175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进行培训与实验。在这一历史时期，英国先进的高等教育不仅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使之在19世纪以前能够保持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与技能水平。然而，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欧洲大学改革的多样化，以职业技术教育（如桥梁与道路学校、工程学校、矿业学校等）为显著特点的法国教育模式兴起，英国的高等教育则开始出现停滞现象，这为英国后续发展的衰落埋下了伏笔。随着职业教育、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19世纪，以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为显著特点的德国教育模式曾经一度兴起，德国高等教育一度蓬勃发展，在校大学生数量从1815年不足5千人发展壮大到1830年的15838人[23]。法国、德国高等教育的兴起曾经促进了两国的发展壮大乃至一度强大，然而，无论是16～17世纪的英国教育模式，还是18～19世纪的法国教育模式与德国教育模式，尽管不断创新发展，但始终未能改变“精英主义教育”本质。
进入19世纪后半叶，世界高等教育进入多样化、扩张化、专业化时期，[24]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开始浮现、开启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新道路。概括来说，坚持教学同研究相结合，坚持实用主义原则与大众化路线，在传统学科基础上新增金融与商业学科（如1881年创建的沃顿商学院、1908年创建的哈佛商学院）等，[25]可谓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显著特点。这一崭新的高等教育模式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迅猛发展，美国在校大学生数量1800年左右只有1237人，1860年增长到32364人，[26]1900年则快速增长到近25万人，1940年迅猛增长到近150万人；同时，美国教育开始成为“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不仅将这个“不协调”的国家统一起来，而且为美国制造业发展、都市和工业社会建设提供了所需的大批人才与高素质企业家队伍，进而造就了一个超越老牌欧洲国家的世界强国[27]。
另外，纵观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崛起与世界称霸之路、美国在一战以后的崛起与世界称霸之路，以及英美霸权地位在一战前后的更替，还有三个影响因素不容忽视。一是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岛国地缘较少受到欧洲战争的干扰与破坏，可以和平稳定地进行工业革命与发展经济；美国远在美洲大陆，不仅较少受到欧洲战争、一战与二战的干扰与破坏，而且还发了“战争财”。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没有经济安全、个人安全、政治安全等就难有预期，就难以持续稳定地发展。二是无论英国还是美国，其崛起与世界霸权之路都具有对其他国家进行财富掠夺的鲜明色彩，英美的霸权史也是一部掠夺国际财富的历史。三是稳定的政治体制、有效的政府管理、高超的政治领导力不可或缺。对一个国家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稳定的政治体制、有效的政府管理、高超的政治领导力等至关重要，可谓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性变量，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等责任均需由政党政府来承担[28]。
世界舞台中心角色变换的历史逻辑
纵观18世纪60年代至1914年间英国崛起、位居世界舞台中心主导国的一百多年，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美国崛起、成为世界舞台中心主导国的一百多年，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因素，除了人们通常所言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文化“软实力”外，还包括教育、人才、科技因素，也包括政府管理效能、政治领导力等政治因素。就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各项要素之间的关系或内在逻辑而言，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壮大，必须教育先行；只有具备高水平的教育，才能造就高素质的人才；只有具备高素质的人才，才能引领科技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只有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改进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提高生产率；只有提高生产率，才能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只有具备先进的制造业与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能形成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政府管理效能、政治领导力乃一个国家发展壮大的关键性变量。在上述逻辑关系中，尽管后者对前者具有反作用，但其因果关系、逻辑关系不可逆转。
国内有学者曾经列出一个政治实力决定论的综合国力方程式，即：
综合国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政治实力[29]
借鉴列方程式思路，综合考量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各种要素，我们也可列出更加具象化的综合国力方程式，即：
综合国力=（教育＋人才）×（科技＋产业）×（政府效能＋军事实力＋政治领导力）×（传统文化＋现代文明）
其中，“教育＋人才”可谓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孵化器”或曰“母机”，具有软实力与硬实力“兼备”之特点；“科技＋产业”可谓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之基础、硬实力之关键；“政府效能＋军事实力＋政治领导力”属于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范畴；“传统文化＋现代文明”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比较而言，这一综合国力方程式不仅具象化，而且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概括说来，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强调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30]、“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1]，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代表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32]。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33]。进一步而言，由科学技术所决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而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既包括政党、政权、政府、法制、军队、警察等全部国家机器、政治机构、政治制度等政治上层建筑，也包括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等思想上层建筑。对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共同构成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从这一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军事力量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第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而且也强调科学技术决定生产方式与生产力、新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催生新的科学技术，正如恩格斯所言：“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34]，而“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35]。
正是基于教育与人才、科学技术与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我们将决定综合国力的四大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用“乘法”而非用“加法”，这样也许更准确、更科学。
百年变局与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发展要求
进入新世纪、迈进新时代，世界呈现出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概念的提出与使用看，2014年8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军事问题首次提出“大变局”概念，指出：“国际形势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了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并将之称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36]，要求研究军事问题首先要科学判断世界发展大势。2017年2月、8月，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从国际秩序、国际形势角度强调“大变局”。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代表时明确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念，强调“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37]。党的十九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大局”的基本内容，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38]；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凝练形成“两个大局”完整表述，强调“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39]。“两个大局”战略判断在习近平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从根本上看，这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一战、二战所导致的百年未有之变局、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有明显不同。概括说来，这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至少具有两大时代特征。一方面，以信息网络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但美国世界霸权依然维继；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40]。另一方面，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奋斗、发愤图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时至今日，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不仅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41]，而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言：“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新的经济机会与挑战，而中国就处在这些机会与挑战的中心。”[42]
从综合实力的各项要素看，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相关数据显示，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在校大学生数量已经从1949年的11.7万（美国为228.1万）、1980年的994万（美国为1209.7万），发展到2021年的4430万（是美国的2.58倍），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同时，我国一批重点大学已经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在人才方面，已经拥有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不断优化、作用日益突出的人才队伍，全国人才资源总量已经从2010年的1.2亿人增长到2019年的2.2亿人，各类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80万人年、居世界首位，2020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已达2.44万亿元、居世界第二。[43]在经济发展方面，2009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开始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自2010年以来，我国GDP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二，且在世界GDP中的占比不断提升、2021年超过18%（美国的占比接近24%）。
从英美两国作为世界舞台中心主导国、霸权国的地位变换，以及法国、德国、俄国（苏联）、日本的强国之路与兴衰成败看，一个国家要强大起来，必须教育先行、人才先行、科技先行，必须造就大量优秀人才、不断提高科技水平与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以先进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必须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强军兴军，必须长期保持和平发展的环境与稳定的政治局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作为后发国家，学习与引进先进技术是摆脱落后、实现快速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仅靠引进先进技术来促进工业发展难以真正超越既有先进国家，具有了先进技术而无相应的制度保障也难以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一定质量和规模的变革才能转变生产模式并且启动一个自我持续的经济发展过程”[44]。对后发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唯有在学习借鉴基础上，全面进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有效克服“崛起困境”[45]，在教育和人才、先进科技与先进产业、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政府效能与政治领导力等方面厚积薄发、全面赶超，方能逐渐超越既有先进国家而成为世界舞台中心的主导国。
我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46]等已经深入人心并持续推进。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在创新能力、先进技术、先进制造业、民生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仍然有不少短板，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繁重任务与风险挑战。在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47]；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增强历史主动性，保持战略定力、科学思维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48]；必须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同时，必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49]。
结语
最后需要进一步强调指出的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着新的机遇，也面临着各种风险与挑战、受制于各种因素，但其中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二是教育、人才与科技。从根本上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不断推进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建设。其中，关于科技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50]“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51]对一个国家而言，科技强国的前提条件是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结底靠人才、靠教育。[52]不断推进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与不竭动力，也是建设创新型社会、创新型国家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