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稳则全局稳，更加完善的社会治理，一直是群众的共同期盼。纵观惠州城乡，各级各部门协同发力，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网格员走家串户，协调矛盾纠纷；“法制副主任”深入村居，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公安民警坚守一线，保一方平安……通过不断探索和创新，惠州近年来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子。
2021年，惠州成功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继2017年后再次捧回“长安杯”，群众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不断提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如今，惠州正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全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惠州，是建设国内一流城市目标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惠州坚持系统思维、底线思维，“一盘棋”统筹推动平安建设和社会治理。
为构建“大平安”组织架构和工作体系，惠州成立由市委主要负责人挂帅、40多个职能部门参与的平安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市委平安办和9个专项组，强化组织保障。各级党委每年召开常委会暨领导小组会议，定期听取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问题和困难。
同时，全市构建起以平安惠州建设实施方案、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三年行动方案为统领，全市矛盾化解、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基础网格划分、网格员职责指导意见等多个配套文件促落实的制度体系。随着各级综治成员单位参与综治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断提高，这些部门发挥职能作用明显增强，打好了“组合拳”，唱好了“大合唱”，进一步增强了工作合力。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多元善治格局，有效激活基层的“末梢神经”是关键。
2013年以来，惠州坚持以创新社会治理为导向，以防范化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为突破口，以开展惠州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创新十大项目征选活动为抓手，发挥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和智治支撑“五治”的重要作用。惠州各级各部门大胆创新创造、走好群众路线，汇聚民心民智民力，探索出符合惠州实际、具有惠州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新路子，营造“全域共治”新格局。
实践证明，惠州市通过项目孵化、平台搭建、机制运行等方式，引导群众、律师、党工、社工、义工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各类社会主体都动起来了，“末梢神经”也活起来了。截至目前，惠州共培育社会治理创新项目160个，打造出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复退军人之家”等享誉全国的社会治理创新品牌。此外，省级试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健康服务社”试点经验全面推广。
当前，2022年惠州市共建共治共享市域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十大项目征选活动已经启动，30个候选项目进入复审阶段。其中不乏涉及社区自治共治、服务民生、城乡综合治理、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党群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基层队伍能力建设等方面的优秀项目。作为一项激活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活力的重要举措，新一批惠州社会治理品牌将从中产生。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每名党员民警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惠州公安坚持以党建引领，全面实施“一村（居）一警”警务工作机制，开创社会治理新局面。自2019年4月“一村（居）一警”警务工作机制开展以来，全市2000多名驻村（居）警力下沉基层收集各类社情民意，为群众办好事实事，协助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他们不仅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也保障了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日前，惠州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组织部召开全市公安机关“一村（居）一警”提档升级推进会，部署2022年“一村（居）一警”行动计划和党建引领“一村一警”提档升级工作任务。根据部署，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党组织与重大项目、工业园区、临深临莞区域派出所、重点村（居）党组织开展结对共建，将机关党建工作推进到基层一线，发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进“一村（居）一警”提档升级，实现基层社会治安水平、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有力提升，为惠州建设更加幸福国内一流城市创造更加平安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开展结对共建工作以来，惠州公安依托“村警+”触角，对村（居）老党员、老干部、困难家庭等群体进行走访，全面熟悉和掌握本村（居）人口状况及地理信息。在此基础上，公安机关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协调推动解决，并及时收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违法犯罪线索，协同配合专业力量打击违法犯罪。为加强安全防范，惠州公安丰富和拓展“村警+”队伍力量，加强群治队伍建设、最小应急单元组建及培训，指导开展邻里守望活动，提升先期应急处突能力水平。期间，不少重点村（居）交通安全隐患也得到及时治理。
截至目前，全市公安机关共229个党组织与15个重大项目、23个工业园区、15个临深临莞临广重点区域、124个重点村居、61个交通安全管理重点村居进行结对，开展“三会一课”31次，开展为民办实事328件，化解矛盾纠纷289起，收集违法线索34条，开展安全防范检查175次，排查风险、安全、交通等隐患172个，整治突出问题113个。
“村里常住人口有多少？”“村里在基层治理上主要遇到的问题有哪些？”……近日，大亚湾西区街道樟浦村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来到村委会，与村干部进行详细交流，了解当前农村主要矛盾纠纷和普法需求。这一幕是大亚湾法院强化源头治理，凝聚矛盾化解“合力”的工作场景。
今年以来，大亚湾法院以“和美网格”治理为抓手，通过“2+1+2”工作模式，组建由2名院庭领导挂点，1名法官+2名调解员驻点的网格队伍，下沉到西区街道各村（社区），织密基层社会治理网络，释放网格大能量，实现小事不出门，大事不出“格”，助推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法院力量下沉农村，大家对建设和谐乡村的工作更加有信心了。”樟浦村党总支书记严伟青说。
社会治理，细节之处见真功夫。“网格化”也已成为惠州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词。
近年来，惠州坚持“抓大不放小”，以“小网格”撬动“大治理”，建立市级统筹协调、县区组织实施、镇街强基固本、村居群防群治、基础网格精细管理的五级负责制。多年来，全市进一步优化综治、党建、城管等行业网格，整合重构基层综合网格8000多个，不断促进网格治理向标准化、精细化、专业化发展。
早些年，惠城区江南街道祝屋巷只是一条脏乱的内街小巷，通过开展“和美网格”试点工作，居民的自主意识增强了，遇到问题及时协商解决，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也更紧密了。如今的祝屋巷已经蝶变成新型文旅街区和惠州网红打卡地，成为网格治理鲜活样本。
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作为企业落户龙门的集聚区，疫情防控压力较大。为此，园区在抽调人员参与“三人小组”基础上，又推行“网格化”工作机制，全员上阵确保防控工作落到实处。根据工作安排，从园区班子领导到办事人员，每人都要挂点相应数量的企业，除了日常检查监督企业落实防控主体责任外，网格员还参与园区内设置的防控卡点值班，成为疫情防控的一股重要力量。
依托各级综治中心和综合网格单元，惠州正探索建立覆盖各级综治中心、所有综合网格单元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目前，市级综治中心已完成立项，正在建设中，计划于今年6月完成建设。届时，惠州将围绕指挥中枢形成市、县（区）、镇（街）、村（社）四级综治中心联动一体化运行的良好格局，进一步拓展提升综治中心的服务管理效能，全面推进现代化指挥、前瞻化研判、扁平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实体化运行、信息化支撑“六化融合”。
加强顶层设计 统筹推进市域治理
“惠州基层社会治理改革与党中央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的战略部署保持一致，也深受当时惠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诸类矛盾影响，社会矛盾倒逼基层社会治理改革，而改革则进一步推动惠州发展，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在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副院长、社会治理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周巍看来，近年惠州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一些理念和做法，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连续多年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安全城市”“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和“全国创新社会治理优秀城市”就是很好的佐证。
然而，对比国内一流城市地区、对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惠州在社会治理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惠州社会新老问题的交织叠加考验惠州基层治理源头化解矛盾的能力，疫情防控考验惠州基层治理的危机处理能力，惠州城乡地区发展差距较大考验惠州基层治理的统筹协调能力。”周巍表示，当前惠州主要面临社会治理理念有待推广、社会治理顶层设计有待完善、社会治理技术手段急需现代化、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有待引导及社会治理的乡土文化底色有待加强几个问题。为此，惠州要进一步转变治理理念，加强社会治理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市域治理，以全周期管理为理念实现事前、事中、事后闭环管理。
具体而言，创新惠州基层社会治理，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转变治理理念，以市域治理理念为指导加强社会治理顶层设计，以“一核多元”为抓手重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以人大职能发挥为突破口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推进社会心理体系建设，以综治中心为枢纽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以乡土文化为基础丰富基层治理特色。
“社会治理重点在城乡社区，难点也在城乡社区。”周巍建议，惠州要将市域治理融入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全过程，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落实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一方面，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推行“惠民空间”社区改造项目，解决城市老旧社区基础设施老化、管理服务不到位、矛盾纠纷多等现象。另一方面，要以高校智库为平台加强乡土社会治理的研究，积极引导乡村宗族、乡贤在促进村民自治和创新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同时，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业”的原则，统筹推进乡愁印记保护工作，挖掘收集保护乡村社区历史，因地制宜建设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好人馆等，发掘惠州“美治”基因，构建惠州地域特色的“乡土”与“乡愁”，支撑惠州特色社会治理。
全民参与 激活社会治理内生动力
近年来，惠州努力构建多元主体群策群力的社会治理体系，激活群众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助力市域社会治理提档升级。从在全国、全省推广的“四民主工作法”，到“六和”“六美”和美网格共商、“两规三联一法”、“惠民空间”共商、乡贤理事会等，适宜惠州本土的创新做法成效显然。
尽管上述举措取得一定成绩，但总结梳理，仍能发现其只是调动了个别特定群体的积极性，包括受益者在内的大多数人却没有因为没有参与其中，无法体会到每一个社会个体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
要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首先还是要从收集民情民意开始。通过畅通渠道，广纳群言，知道各阶层群众最直接的“痛点”“难点”，方能动员他们一起参与，合力解决。诚如周巍所提建议，惠州还需加大力度搭建多方参与协商议事平台，全面落实重大事项决策“四议两公开”机制，健全和完善基层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使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
此外，政府部门还需进一步创新自治机制，积极推动公共治理模式由管理向引导和服务转变。一方面，发挥本地居民的主体性，激发他们参与本地治理的热情和信心。同时，通过完善相关制度，让群众知道如何参与、怎样参与，进一步明晰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职责范围，让广大群众从原本社区治理模式中的“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
社会治理，从来不是党委、政府或是某个部门一家之事，群众才是社会治理的力量源泉。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终究离不开群众的共同参与。我们也期待惠州能搭起更多的“舞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道路上再进一步。